“春秋文学自觉”论——兼与赵敏俐先生《“汉代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滋养下,春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中唐儒家之道的新兴与确立

唐代文学与经学经历了崇文到尚质的转变过程,中唐文道关系较初唐有了显著的变化,"道"的观念得以逐渐确立,最终形成了韩愈"道统论"得以产生的思想与现实基础。道统论的产生,为中唐儒家之道的内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盛世之音——两汉文学刍议

两汉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献纳辞赋的风气,以及乐府等文化机关的设立,促进了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两汉文学呈现多元的发展态势,文人的独立和依附,作品的浪漫与现实,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构成壮丽的文学景观。汉代文学和经学双向互动,作家群体中不乏经师儒士,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风气交相辉映,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互为表里。文学和经学都经历了由繁入简的演变过程,汉代文学思潮亦深受经学影响     

六朝“清绮”辨析

六朝是文学不断走向自觉的时代,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因此有大量的文论范畴产生,其中不少频繁出现在六朝文人笔下,其内涵多变而复杂,"清绮"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清绮"在文学风格论的领域,因与"清"相关联,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反映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次,它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其他范畴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当文学在不同时代产生不同思潮及表现不同审美倾向时,其意义也在不断地丰富或变迁.更重要的是"清绮"在六朝文论中极具代表性,为此,微观地用"以意逆志"的方式将它区别于"绮靡"、"轻绮"等几个相近的范畴,对认识六朝文学及相关作家作品的共性与个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文学发展流变的社会背境描述

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用我们的评论家们的话来说,就是由前一阶段的高潮跌入了眼下的低谷.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尚且不论,然而文学变化的事实却是确确实实发生了.本文认为:新时期文学发展流变有诸多原因,而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变化是文学发展变化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视的背境性因素.本文将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变迁及其相对应的社会背境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描述.     

结构转换及其意义

正显而易见,"八十年代文学"是《无名的能量》所聚焦的主题之一。在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意识之下,通过数种八十年代文学关键概念的变迁,《八十年代:多向的话语场域》描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史的内部结构变化,揭示了八十年代文学之于当下文化所未曾发掘的意义。《八十年代:多向的话语场域》是南帆对八十年代文学史持续关注的新成果,但早在八十年代末期,南帆就开始自觉地以结构分析的方法介入对八十年代文学的考察。出版于1992年12月的《冲突的文     

社会学视野下的“同代代沟”现象及其探析

代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爱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社会变迁加速等因素的影响,传统代沟发生了深刻变化,"同代代沟"现象由此产生.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一方面"同代代沟"是变迁转型加速的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促进社会变迁、推动文化创新和文化变革的一种动力,提高了同代人对变迁社会的适应能力并增强了个体自主性,而构建和谐一致的价值观对缓解代沟具有最终的影响意义.     

曹丕、曹植的内心精神审美观照——试论建安文学的转向

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文人对文学的自觉审美追求,建安文学发生了转向：文学内容由关注社会现实表达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转向关注内心感抒发生命情绪。文人的精神追求,艺术表现形式逐渐走向个性特征。曹丕、曹植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走向自觉,并以对自己内心精神世界审美观照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深度。     

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世界文学”图景的嬗变——基于对《世界文学》的考察

"世界文学"图景是建构的产物,依赖于文化历史语境,也因此会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产生变化。《世界文学》作为新时期主流翻译文学刊物,参与了"世界文学"图景的建构。和建国初期以及"文革"时期相比,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世界文学"图景发生了明显变化:就国别而言,从苏俄文学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各国文学的"百花齐放";就文学类型而言,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化为"西方现代派";就作品选择标准而言,从"革命""进步"过渡到"经典性"。这其中有文学期刊内部的直接原因,主编和主办机构的专业化;有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双百""二为"方针的提出;也有中国文学场域内部的要求。     

经学与汉代的文化建设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对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经学的任何变化、发展,都在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更是如此。汉代经学与文化建设的这种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政治化演变

明代的文人集结,在晚明以前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雅集和创作学术活动。但在万历后期,文人集结的学术活动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演变是最典型的代表。同人堂的讲学只是一个开端,东林书院讲学的实际影响,已经超出了书院的本质,将文人集结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形势联系起来。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建立和讲学,则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功利性,是有意识的学术政治化,既为明王朝的延续发展培养应用人才,也为政治斗争构建思想基础,是复社政党化的先驱。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阿凡提“话语”的土地情结和金钱意识——在多重交往中的“腹地效应”

阿凡提“话语”表现的良知和德行、勤劳和智慧、公平和正义等内涵,实际上是积淀于西域人生命最深层的一种无意识的“土地情结”演绎的精神特征;而其中描写的人性堕落和贪欲以及西域人对金钱的渴望和财富创造欲,又是“土地”结出的“另类之果”。不过,阿凡提“话语’’的金钱意识刻有阿拉伯商业文化的烙印,更与本土的沙漠文化、绿洲文化及中原文化融合而不断生成新质,形成了一种永不衰竭的“腹地效应”。     

《左传》人物心态及其历史嬗变

《左传》人物生活在传统礼制日趋崩溃、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直接激发了《左传》人物强烈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三种意识构成的《左传》人物的主体社会心态，对后世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心态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中国学者在对西方文学的反思中,感到有必要深入到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中,积极探寻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主体意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是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刻底蕴,又具有健全开放的心态和全球视野。故而,中国学者应该积极介入国际理论争鸣,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与外来文化展开平等对话交流。     

神龙元年正向贬谪文人依附人格及贬谪心态研究

神龙元年是古代谪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贬谪,也是古代正向贬谪文人史上被贬人数最多的一次,尽管他们遭贬的具体情形不同,面对贬谪命运的心态也不完全相同,但人格上的卑弱和依附、被贬之后缺乏深刻的反省意识却是这一时代正向贬谪文人人格和心态上的共性。     

"个人"与"国家"的整合--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思想渊源于对西方“自由”话语的输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现实语境、时代要求以及翻译等诸多原因 ,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的过程中意义发生了衍变。最初的“自由”主要是个人自由 ,后来衍生出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 ,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 ,从而形成中国现代自由话语     

元末玉山雅集研究综述

元末玉山雅集为元代文学史上一独特文学景观,对元以后文学乃至文人生活观念、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以来,玉山雅集研究经历了由冷渐热的过程:1980年以前是冷寂期,1980-2000年为奠基期,2000年以后为蓬勃发展期。这三个研究阶段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玉山雅集兴盛和衰落原因、集会和参与者数目统计、创作特色和影响、文人处世态度和艺术精神的评议以及雅集主人顾瑛的个案研究这几个方面。玉山雅集研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可开拓的空间。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余华、残雪的早期小说代表作品,可看出先锋作家以对意识形态的逃离为其文学追求的起点,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讲述历史的冲动。其中对“文革”历史的片断记忆、高度抽象、变形与浓缩,跳出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既有模式;由“人民”话语到“国民”话语的转换,则症候性地对应了1980年代后期主体性和新启蒙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既讲述历史素材又放弃对历史深度追求的矛盾,显现出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叙事困境,但它们在文学语言、形式转向的契机下,恰好找到了一个正当乃至优越的文学观念性的依据。     

论京族民间文艺的兼容性

京族于明代由越南迁入并定居我国,与我国汉、壮等民族杂居共存,生产、生活方式及语言等发生了变迁。经过500多年的沉淀与创造,京族在保留原有的海洋性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吸收汉、壮、侗等民族文化为己用,形成了多元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文化特色。京族民间文艺的兼容性主要体现在民间故事、传说、民间音乐、戏剧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