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对于半个世界,人口“爆炸”并未结束

近来一系列文章相继提出：过去４０年的人口快速增长已经结束,而现在低生育率是真正的危机,一些人提出警告：世界很快将面临人口减少。这些文章是通过对导致西欧人口萎缩的低生育率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的研究得出以上结论的。但是全世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德国、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印度不同。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惯性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时间和速度,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多样性,将对世界人口未来进程产生影响。今天,人口增长有竭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每对夫妇的生育率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生育率高于…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影响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因素与对策建议

影响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因素与对策建议李宏规，杨恂人们的生育行为是由生育愿望决定的，而生育愿望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降低生育率并不是仅仅依靠计划生育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它的下降还是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要创造...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人口已处在低生育率阶段,但人口过多仍然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保持低生育率,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今后长期的任务。本文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稳定低生育率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有利条件。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孩”政策的兑现、生育率的水平及其地区差别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口的现状。指出城市化将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生育率下降空间拓展的主要动因。生育观念的转变,是长期稳定低生育率的直接必要基础。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和取得的经验为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有利的起点,而盲目乐观情绪不利于稳定低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老龄化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孩子的价值及对孩子数量、素质和性别的选择

一 引言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探究和分析生育率的经济决定因素,提出了“生育率经济学”或“生育率经济理论”。最早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是列宾斯坦。50年代,他借助纯理论的简单模型第一次阐明决定生育率水平或降低生育率的机制。他认为,夫妇之所以决心生育孩子,只是由于孩子的边际效用大于边际负效用。得自孩子的效用有三种:一是直接得自孩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形成机制及制约因素分析

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后果并非都可以简单地自动生成,生育率下降所创造的经济机会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还要取决于诸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要正确认识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后果,还必需深入研究这些经济后果的形成机制及其制约因素。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形成机制的基础是人的生命周期的经济行为,即通过个人资源配置方式、投资模式、劳动力供给及收入能力的变化形成一系列积极的经济后果。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也创造了这样的经济机会。但是,这些经济机会的实现还有赖于宏观经济绦件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文章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结果显示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文章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须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河北省县际农民收入与出生率状况的比较研究

1、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在农村,要制定适合农村特点的计划生育政策,采取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有必要探讨和研究农民现阶段的生育观及影响生育的诸多因素。一般的人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生育率的决定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将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这就容易使人联想到这样的问题:我国农民目前的经济状况处于什么水平?这种水平的经济状况对生育率的降低起怎样的作用?有没有反方向的作用?是否农民的收入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否改变,应向哪些方面延伸和扩展?对     

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

<正> 近几十年来,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生育率下降,已被称为人类历史及人类社会上的一次生育革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即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已经或即将在一、二十年内完成。相当时期以来,由于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降低生育率上,加之生育率下降又如此急速,使得很少有人在注意伴随生育率下降而来的问题。本文旨在考察中国生育下降的历程以及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情况引人注目,因为     

从西方生育率下降理论中得到的启示

<正> 生育率上降在许多发达国家里已先后发生过。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做了一些结论。我国目前虽然也正在经历生育率下降,但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与西方比较有很大不同。为了分析生育率下降的背后隐含了怎样的社会经济意义,了解和研究西方生育率下降理论,将使我们取得有益的借鉴和帮助。一,生育行为的两重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既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的这种两重属性决定了它的群体——人口的两重属性。从人的自然属性看,人口作为一种生物群体与自然界其他动物一样有着共同的生命里程。从一个胚胎孕育成胎儿、出生、发育、成长到衰     

江苏太仓市低人口生育率原因剖析

江苏太仓持续降低的人口生育率引起人口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并不是人口生育过程中的波动造成的,而是呈现出比较稳定的逐年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历史数据剖析了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的成因,并依据在该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剖析太仓市妇女二胎生育意愿,预测未来太仓未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动。     

中国的低生育率及省际差异：基于生育指数的观察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     

生育文明与我国未来生育率控制

我国的生育率变化一直以来都与生育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传统生育文化支持着我国农业社会的高生育水平,这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我国现阶段生育率已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标准。但是,这种低生育水平还很不稳定,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推进生育文明的发展将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最好方法。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生育转型、性别平等与香港生育政策选择

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区之一。低生育率现象是个体导向的社会机制所倡导的两性平等与家庭导向的社会机制在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之间强烈冲突的结果。“有偿养育计划”也许是刺激那些有多生倾向的家庭把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的有效途径。     

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田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生育率急速的下降与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紧密相联。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使人口老化加快的主要原因。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过快的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作者主张,从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宜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