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辞赋的句式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辞赋是中国较早的自觉文体,它是综合先秦诗经、楚辞乃至散文的艺术经验而形成的,所以句式灵活多样.这种灵活多样的句式不仅是辞赋瑰丽艺术性的体现,而且对后世文体发展影响巨大.三言句首先在辞赋中大量使用,它对五七言诗以及词、曲都有重要的启迪.六言对句是辞赋在吸取楚辞句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骈文的重要构件.     

五七言诗体赋论略

五七言诗体赋萌动于汉赋的“乱”辞,然而直到骈赋发展到顶峰而寻求新变的齐梁时期,诗体赋才得以出现。五七言和四六言分别是诗和赋的当体句式,二者虽节奏、音情效果迥异,然亦可相互转换。辞赋对五七言句式的吸纳,有瓦解赋体的危险,所以诗体赋未能成为辞赋家族中的大宗。     

肇发新声各领高标——论张衡诗赋中文体形态的新变

在张衡诗赋创作中,文体形态的新变极为突。就赋而言,其新变体现在:句式之变化;诗、赋、骚结合之新体式;抒情小赋之开拓;言情赋之滥觞以及七体之至思五个方面。就诗歌而言,其四言、五言、七言均体现出汉代文人诗的新特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学术思想剧烈交变的历史背景下,张衡诗赋创作所具有的标界性的承启意义。     

骚体"兮"字表征作用及限度——兼论唐前骚体兼融多变的句式特征

"兮"字及其他语助词在先秦诗歌中的运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与诗歌散体化的句式密切相关.屈原骚体"兮"字规整与突出的使用,是骚体突破四言句式、字数加长之后,使散体句式趋于诗化的一种表现.随着诗歌语言的骈偶化进程以及五言等诗体的不断实践,骚体句式本身具备了内在固定的节奏与规整的诗行,"兮"字因在句中作用的减弱而出现失落的现象,表现在唐前骚体句式上的变化就是无"兮"字句腰六言句式的大量使用以及骚体句式的驳杂.骚体"兮"字的表征作用及其限度,说明判断后世骚体不能唯"兮"是瞻,"兮"字同然是重要的表征,但不是唯一的标志.     

南朝四言诗嬗变历程

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创作的又一个新台阶.刘宋诗风弃东晋淡乎寡味玄雅诗风而去,寄兴遥思、吟咏性情之风扑面而来,即使是典型的四言赠答诗也踏过东晋以来衰退的风气,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当玄言诗长期统治东晋诗坛,谢氏家族以山水摹状为主要内容的四言体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为沉寂的诗坛增添清新之气.南朝后期四言诗四言体居多,实属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的杂骚体,极具南朝修辞艺术之美而不失汉魏风骨.     

汉魏六朝赋论纲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说它偏向于诗,是因为它多有韵脚。早期的赋,语言形式或接近于《诗经》,或采用楚骚的形式;南北朝后期的短赋,也常常夹杂诗化的句式。说它偏向于文,是因为它没有诗那样具有整齐的句式,除律赋外没有严格的声律要求。汉大赋出现后,赋体有更多的散句,到了宋代文赋的出现,更趋于散文化,所以当代学者在编选中国古代散文时,赋往往被归入其中。其实,赋作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它是独立的,有其特殊性,它虽然有时具有诗的声情韵致,但不是诗;它的形式表面看像散文,但毕竟不是散文。 汉代人有时也将辞赋连称,甚至把辞也当作赋,例如班固称屈原的作品为“屈原赋”,从广义上说,《离骚》等楚辞是赋,也未尝不可。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楚辞和汉赋有明显的区别,辞是辞,赋是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     

六朝辞赋演进述论

相较于汉赋,六朝辞赋在体式、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这一时期骈赋正式形成,并逐渐演变为律赋.赋体诗化倾向加剧、赋体旁衍文类逐渐增多也表现出诸多与汉赋的不同之处.另外,六朝辞赋的题材内容得以较大程度的开拓,创作倾向、艺术技巧及语言风格也追求新变,体现出时人所特有的审美取向.与辞赋创作相适应,辞赋研究的风气也日趋兴盛.     

论古诗句式的形式意味

句式是诗歌文本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决定诗歌文本形式特征基本性状的直接、基础的形式构件。古诗句式,由于其长短不同,韵律节奏不同,形成不同的形式意味。本文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古代形式批评资料,认为二言质木啴缓,声音和色泽皆质朴;三言句式径直而端正;四言句式优游委婉;五言质朴、亲切、安恬、平淡天真;六言句式甘美妩媚,呆板少顿挫斡旋;七言华美、庄重、敏捷迅疾、浩荡慷慨;八言句式较六言更为呆板;九言句式字数繁多,没有充沛的气势的驱动,繁多的文字反而会成为累赘,很难浑然一体,成为四言与五言的简单叠加。四言、五言、七言是古代诗歌的主要句式。齐言诗中七言是古代诗歌容量最大的句式,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和十二言,鲜有感人至深的诗作,只有特殊语境存在少数有感染力的诗句。     

汉魏六朝禽鸟赋的类型化创作特点

汉魏六朝是辞赋创作高度发达的时期,禽鸟赋作为其间咏物小赋的一支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无论是对意象的继承和创新,还是对题材、主题的发掘,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这一时期的文人集团活动为主的时代潮流紧密相关,禽鸟赋创作具有明显的类型化趋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禽鸟赋创作的题材、主题和表现的手法;而诗赋合一的创作身份和态度也造成了禽鸟赋与禽鸟诗相互间的作用和影响。     

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鲁迅论荀子之赋——鲁迅与齐文化散论

作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齐国的诗歌、散文、辞赋等都有着较高的成就,素有“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美誉。诗歌上,《诗经》中收入了春秋中叶以前齐国诗作十一首;另据有人统计,从《诗经》至战国末叶300余年间,共有王公大夫诗作20余首,齐国就占8首。(《论<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的发展》,载《吉林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散文上,齐国有《管子》、《晏子春秋》、《鬼谷子》、《尹文子》、《荀子》等作品传世,数量从多,品类繁丰,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对齐国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檄而言练”,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鬼谷眇眇,每环奥义”,“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等等。辞赋上,在齐国产生了中国第一个以赋名篇的赋作——荀况的《赋》。荀赋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篇后另附有《佹诗》二首,名为诗,实亦骈散相间的赋。从辞赋发展史上看,“相如之赋,敷典摛文,乃从荀法”(王芑孙《读赋巵言》)荀况之赋在结构、手法、语言等方面都给后来的汉赋以较大的影响。     

荀赋变《诗》效物与诗赋二体的分异趋同

文体的演变一般在源起之初就孕育了体格特征、发展倾向、内在局限等重要命题,诗赋二体的复杂关系可以从这一视角入手考察。首题赋名的荀子《赋篇》及其创作情况表明,赋只有在功用层面是从“用《诗》”中分化而来,在命名、文本形态的构成等方面与之并无质的关系。荀赋立体要在“变《诗》”而“效物”,前者是表象,后者是关键：其句式的构造表面类同《诗》四言,实际上取自《老子》以下的散句而具有与之疏离的意味;其立体的本质在于升格和拓展《诗》之手法,形成以铺陈原则规限物事题材这一独特而具包容性和吸纳力的文体特征,以此与形式立体的诗相分异而判然两途。同时荀赋立体的复杂情况也为赋的诗化和二体趋同提供可能,主要表现为“以体物为铺张”使得赋在演进中发生了功用性批评的文体位移。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宋四六话:骈散之争格局中的骈文理论

宋代不仅诞生了诗话,同时也产生了最早的文话,这些文话并非讨论唐宋以来日益兴盛的"古文",恰恰讨论了与之相对的骈文四六。只有将其置于唐代古文运动后,骈散文不断论争的背景之下,才能对这些早期的四六文话做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在整个骈文观念演变的历程中,正是这些论争,促使了骈文理论的细化,并最终影响了后世乃至当今理论语境下的骈文理论表述,而这也正是宋四六话的真正价值。     

“六诗”本义新探

将赋、比、兴本义解作诗歌写作方法和诗歌体裁均有所不妥。因为“六诗”当是《周礼》编著者在古而自有的风、雅、颂组合中插入赋、比、兴拼凑而成 ,它反映的是学《诗》致用称《诗》以言的时代观念。其要义在赋《诗》以风 ,指以讽喻教化为灵魂 ,以赋为组织核心 ,加上比兴为主干 ,又缀以雅颂为陪衬的《诗》的六种功用。“赋”指“称《诗》以谕其志”,“比”指以《诗》类比己志 ,“兴”指起发志意 ,听赋《诗》而触类旁通生发感悟 ,领会其所含情志意义。就本义言 ,“六诗”原属经学命题 ,至东汉之后 ,赋、比、兴三义才演变成一个发展着的美学命题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赋与骈文的文学类属辨说

在现今流行的文学认知中 ,赋与骈文大都是被作为散文对待的 ,笔者对此提出异议。文章通过文本考察、名词训诂、源流疏理、先贤体认等几个方面的分析考辨 ,论定赋与骈文的文学类属应是诗歌 ,而不是散文。在一个并非特别繁难的问题上 ,出现如此级别较低而又历时长久的错误 ,关键是在对于中国文学传统观念的现代整合上出现了偏差。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