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

法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体沿革体现了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政治间的冲突,此种冲突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国家行政权与立法权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中央集权的崇拜、对权威的渴求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在法国的政体沿革中,权威主义政治在较多时候居于主导地位。     

论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政治稳定的作用

新加坡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整体上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一结果得益于人民行动党正确、科学的执政策略。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社会威权政治的中坚,它强力主导政府型经济发展,坚持依法治国战略,同时是完善制度缺陷的重要力量,具有调控和整合社会利益的政治功能。分析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政治稳定的作用,可以进一步理解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也可以借鉴其在社会发展变革中实现政治稳定的经验。     

从权威政治到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民主政治

以西北地区18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解释村委会选举的变迁：政府征收农业税、收费加重了农户的负担,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发出了挑战,地方政府为了使这些与农民利益相悖的政策目标顺利实现,需要在村庄里树立强有力的代理人,村庄的权威政治形成,村委会选举形同虚设;在取消农业税、改变人口政策、农民权利和法律意识觉醒等村庄选举的内外环境变化后,县乡政府没有动力再在村庄中树立代理人,对村委会选举的立场和态度产生变化;农民合作社作为蕴育在环境变化中的行动者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中,成为推动村庄民主政治的新兴力量,权威政治在较为规范的选举中没落。     

从东亚权威主义政权到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论

权威主义政权的作用是东亚崛起的重要因素 ,这给继东亚崛起之后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予重要启迪。在强调发挥权威主义政权作用的必要性、内容和如何树立中央权威等方面 ,邓小平对东亚的做法有借鉴也有超越。     

生态政治: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生态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被指责带有权威主义的倾向。这种指责来自于两条路径:一条是环境运动早期消极思想所致的权威主义表现;另一条是近些年来对绿色结果与民主程序之间关系的质疑。指责生态政治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第一来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这种权威主义表现和观念在生态政治中的影响极为有限。后一条质疑是问题的关键。借助于对民主权利的讨论,辨识出民主需要绿色结果;通过对自治原则的讨论,辨析出绿色结果需要民主,从而在生态政治与民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辨性的稳固联系,明确二者的相融性,将生态政治从权威主义阴影的笼罩中解放出来。     

论家长本位与“权威主义人格”——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分析

家长制的体现是在政治生活的序列中,人们由上而下拥有绝对权利而无相应的义务,由下而上只有绝对的义务而无相应的权利。作为中国特有的礼制秩序和伦理角色定位系统,五伦三纲对家长本位政治文化起了固化作用。家长的全能地位必然造就了国人的普遍“权威主义人格”特征。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它沿着文化濡化的经向继续一段甚至是较长一段惯性运动是可以想见的。但伴随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勃兴,它已去日不远     

论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

以政治权力作为核心议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哲学进行探讨。围绕着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设想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者,＂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民本＂维度是整个思想的核心。荀子意图通过这种架构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利益与制衡君王的专制。从历史上看,这种设想发生过一定积极影响,也受到过极大的限制。我们应在合理审视的前提下去利用其中的政治哲学智慧资源。     

新权威主义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兴起的新权威主义思潮认为通过渐进、稳定和秩序来完善社会经济和改革政治体制,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合理协调党政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稳步推进政治民主,充分落实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胡适早期“好政府主义”思想新论

本文首次提出二十年代胡适＂好政府主义＂思想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其早期思想产生直接缘由是＂恶政治的逼压和摧残＂。胡适以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抗拒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出于自由主义者对一般社会环境的追寻，先是成立秘密性质的＂努力会＂，不久即以演说的方式，抛出＂好政府主义＂理论＂本文＂，在报章上开展舆论宣传。     

中国学者对"新加坡之谜"的新解读——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述评

没有行动党就没有现代的新加坡,一部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史就是一部人民行动党执政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启动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相关成果.从最初的研究其执政经验,逐渐深入至意识形态、组织机构、执政理念、执政前景等,呈逐年深化之势.但在研究力量分布、资料、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新加坡威权体制的构建与社会发展成本的降低

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和持续高速发展是人民行动党所建立的威权体制推动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建立的威权体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行动党依靠威权体制协调经济发展,搞好战略规划,有效地配置了资源,培育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使新加坡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种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参与高投入”的发展模式,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刚性方式来排除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与危机。这种威权政治模式有助于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后发展国家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其现代化进程,降低社会发展的成本。     

胡适“好政府主义”思想述评

对胡"好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公正的剖析,重点分析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好政府主义"政治主张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好政府主义"被付诸实践的基本史实,肯定了这一主张在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共和思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论述了他们不愿意发动人民群众、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改良主义本质,指出了"好政府主义"思想破产的历史必然性.     

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论析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从本质上讲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是一致的 ,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但在实践中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冲突 ,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和缺失现象 ,亟待加强。为此 ,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 ,加强法制建设 ,以维护和加强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     

二战后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评析

二战后初期,东亚国家仍具有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仿效西方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缺乏政治基础和公众认同,而且难以处理复杂的社会安全形势。这些因素导致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失败和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保持了一定的政治稳定但也导致了惊人的腐败;由于民主的历史,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部分民主形式。我们在承认权威主义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不应美化权威主义。     

一党长期执政的动力分析：以新加坡为例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动力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政策模式的感召力、政治体系的控制力和政党运行的亲和力所产生的综合力学效应.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所释放的"力学效应",虽然离不开新加坡独特的社会生态,但其反映政党长期执政的动力机制却给寻求长期执政的其他政党提供了借鉴的价值和研究的余地.     

论邓小平理论的“民本”特色

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本"特色.这种特色体现在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和运用;体现在这个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当前,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民本"特色,处处体现"以民为本"的精神,对正确认识和把握新的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皇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朝统治,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超凡魅力型政治权威的本质。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首先,正确处理了领袖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带头实行了退休制度。其次,强调民主权威和法治权威,坚决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权威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建立了政治权威的法治基础。第三,加强中央权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中央权威,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论转型时期政府权威建构的基本特色

中国社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为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应建立起以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为基点,建设法治政府和政府绩效管理为核心,政府公务员素质不断提高为保障的政府权威体系。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使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更迭对其内政外交的影响

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遴选与更迭机制有着明显的新加坡特色.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更迭随着2021年4月8日王瑞杰突然提交辞呈以年龄原因辞去财政部长和第四代领导团队领军人物而蒙上了诸多不确定性.不过,新加坡的领导人更迭不会像有些国家那样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甚至动荡,更多的是一种对前任既定制度和政策的传承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同时也会根据...     

儒家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的传承与演变

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孕育了新加坡社会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虽然自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无论是新加坡延续至今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还是20世纪末新加坡倡导的“亚洲式民主”的理想,我们都可以从中窥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在对新加坡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正在发生向现代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