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被统治者同意”理念之比较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归于自上而下的天命以及与这种天命相应的内在德性。近代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公意统治”和代议民主制的“法理型统治”。本文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的“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人本思想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设计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谈谈提出“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含义

春林同志:你的信件已由《中华魂》杂志转来,来信涉及的问题也是我近来关注的。我想就你在这个问题上的三点疑问讲一些自己的意见。(一)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据近来某些报刊上论述“政治合法性”的文章介绍,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首推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他划分了三种类型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传统权威模式,个人魅力权威模式,法理权威模式。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特点,即统治的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人们普遍认同的法律的基础之上。我认为,韦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问题。第一,国家…     

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

韩国“5·16军事革命”后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官僚权威主义形态，其特征是以军事独裁维护政治稳定性，以“经济第一”获取政治合法性，以专家治国提供管理有效性，以政府干预体现政策连续性，以官民合作保持社会一致性。韩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得自于早期现代化国家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受惠于官僚权威主义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     

发展、和谐与民本思想

本文有感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论述了这一理念的及时性与合理性,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进行辨析,指出“民本思想”对“人本思想”的取代,并分析了“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国家文化行业：概念、范畴、功能及其工具性局限

建国初期在计划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文化行业,不仅建立了一个明确的资源配置系统,而且同时建立了文化行业或日文化战线的概念范畴,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领域的主流话语,并延续30多年。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文化行业概念范畴的变迁体现了国家文化治理理念的变化,构成了国家文化管理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世界范围内,国家文化管理结构存在树结构与果结构两种基本形态。一般认为,树结构形态是国家权威主义理念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达,而果结构形态则是分权主义理念的具体体现,两种管理形态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中国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转型过渡时期,需要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树一果结构”文化管理形态。     

论张载的“民本”思想

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直是“天”、“君”的天下,它们是主宰者,具有绝对的权威,而“民”则是它们的附属品和奴役对象,因此毫无地位和权力可言.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王朝的兴衰、更替,世道的治乱,使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或多或少看出或重视了“民”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时隐时显地贯穿着一条“民本”主义的思想.长时间以来,人们总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健全的统治之术,是巩固统治者地位的思想,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因而没有给予一定的重视和研究.诚然,这种思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其中却包涵着若干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个别思想家尽管是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但有时在个别问题上也可以闪现出重民思     

休谟、斯密论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

目前,学界在对大卫·休谟尤其是对亚当·斯密的政治思想研讨中,往往将视角集中于自由、权利、民主等理论范式上,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权威、义务、责任等价值理念。实际上,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曾对这两组思想理念进行过整全性的思考与探究,即他们的理论充分凸显了在自由民主宪政政体制下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的重要性。他们批判了契约论者关于政治权成基于“自愿同意”、政治义务基于“承诺”的观点,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权能原则”与“实利原则”的基础上,并在“交互义务”的前提下强调公民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责任感与忠诚感。     

论“以人为本”理念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既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又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这一理念深受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揭示二者各自的内涵,分析其具有的特征和价值,提出现代“以人为本”理念既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更是一种历史性的超越。     

陈宏谋民本思想初探

陈宏谋是清代著名的清官和文化名人,他的民本思想较为系统和全面,富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知民”是陈氏民本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为民”是其民本思想的核心;“养民富民”是其民本思想的基石;“教民”是其民本思想的源头;“安民”是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上五个方面是完整的有机统一体。陈氏的民本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民本思想的现代价值转换

孔子的“民本”思想既传承了古代民本思想,又为后世民本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统治者为政要以民为本,富民、教民。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孔子“民本”思想一方面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坚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方针,实现孔子“民本”思想向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价值转换,对当前中国坚定“执政为民”理念,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陈宏谋民本思想初探

陈宏谋是清代著名的清官和文化名人,他的民本思想较为系统和全面,富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知民”是陈氏民本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为民”是其民本思想的核心;“养民富民”是其民本思想的基石;“教民”是其民本思想的源头;“安民”是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上五个方面是完整的有机统一体.陈氏的民本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媒体专业主义的困境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凯利事件”背后的媒体权威与法律权威

“凯利事件”所引发的英国政府与公共服务广播BBC的对峙 ,导致BBC作为一个机构和一种理念都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BBC所引以为豪、并且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中立、客观、独立”的原则在层层盘问、质询之下显示出其脆弱、矛盾的理念基础。本文将借“凯利事件”逐个分析“中立、客观、独立”这些通常不被置疑的媒体专业主义元叙事背后的历史、话语、权力的构建因素 ,解构其普遍主义的神话。本文认为 ,媒体专业主义所规定的原则只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主导社会机构之间形成的意识形态合意 ,在极端事件的参照中便显示出其本体论合法性的危机。法律的介入使得危机得以暂时平复 ,并且恢复了现存秩序。但它并没有 ,实际上也无法解决现存秩序所依据的合法性理念已经失去普遍性共识这一深层次的危机 ,只是借法律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将其搁置起来     

毛泽东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传统民本政治是一种理想色彩很浓的理论,在君主专制主义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是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用全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替代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从而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历史与合法性:柏克因袭学说考

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统治以合法性,这一普遍问题在柏克“因袭”学说中有精妙回答。其精妙性有赖于“因袭”在普通法上的双重含义和英国法政传统的两种因袭主义所提供的空间。柏克之说是对二元因素的糅合。结合语境和文本,大致可识别出他为克服张力所采用的修辞手法。由此,他树立历史的权威,却否认历史可被用作否定当下的外在标尺;确认当下的权威,却否认当下可与历史决裂。其目的在于平衡道统与今王、自由与权威、革命与反革命。其根本教益是用时间的调和性驯化政治主体及其诉求的绝对性,使政治变得有弹性,使张力变得有意义。     

简评“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尘嚣日上时出现的一种有影响的理论。针对某些人所鼓吹的新权威主义观点,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指明其实质是:确立“政治精英”的权威,以政治上的集权制推进市扬经济,进而实现多元的“民主政治”,这一理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在中国照搬西方的一整套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政治庇护主义视角下村委会选举中的选民因素分析——基于对山东省B村三次选举的案例分析

政治庇护主义(political clientelism)是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和分析范式.在庇护主义盛行的社会结构中,作为被庇护人的选民在选举政治中由于受庇护关系的约束,往往缺乏自主投票的能力,出于对庇护关系的依赖和需要,他们在选举中必须服从其庇护人的意志,从而成为被“锁闭”在庇护关系网络中受人控制的选民.作为一种隐含着权利关系的纵向社会结构范式,庇护主义在改革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依然盛行.从这一视角出发考察村委会选举,或许有助于理解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理想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程序进入到乡村社会之后会发生扭曲和变异.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庄权威的嬗变——黔渝边界J村的个案考察

“权威”是个复杂的学术概念,从权力和合法性两个要素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权威的嬗变过程可以概括为去权威化。在近些年村庄整体去权威化的大趋势下,一些具有结构和价值内涵的村庄内生性知识及其操持者,虽然权威正当性也有所消解,但却依然保留并再生着权威的合法属性。内生性权威的存在与延续彰显的是本体性价值的丧而不失。乡村振兴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的富裕、村庄的治理有效,它还内含着一套价值体系,关乎中国人基本的生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