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治信任研究的兴起与主要路径

政治信任问题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话题,本论文对这一问题在西方的研究起源进行了梳理,指出政治信任研究存在制度主义,文化研究与社会资本三个主要路径.     

医生对患者的信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视角

医患信任是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关系,以往更多关注的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简称患者信任）,忽视了医生对患者的信任（简称医生信任）。基于深圳市8个行政区共37家医院的抽样调查数据,呈现了医生信任的现状。研究发现：医生信任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制度主义视角上,公立医院、越高等级医院的医生对患者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日均工作时长、职业倦怠对医生信任具有显著的消极效应。文化主义视角上,一般人际信任以及对媒体医患报道的信任均可提升医生信任水平;开放主义和自我超越价值观对医生信任也具有积极影响。这些发现意味着提升医生信任既要重视制度主义因素,如降低工作量、提升职业效能感等,也要重视文化主义因素的长期积累,如提升整体社会信任水平、提倡积极的文化价值观等。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研究——基于对凉州区建设村问卷调查的分析

信任是社会秩序的粘合剂,立足于我国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以某一农村社区为研究场域,以实地调查研究资料为内容,通过对建设村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特殊信任衰退,普遍信任下滑,制度信任模糊。在此基础上,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别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体等五个纬度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农村社区中,村民的谋利心理和行为、村民社会流动性的加快、制度供给与执行不力以及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消解等诸多因素,是导致农村社区信任下滑的重要因素。     

论系统信任:关于中国信任问题的思考

随着以时空分离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到来,系统信任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在不同的系统中,系统信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帕森斯关于社会系统的划分以及不同学者关于系统信任的媒介的分类,本文认为经济系统的信任媒介是货币,政治系统的信任媒介是权力,信托系统的信任媒介是专家,公民社会的信任媒介是信任记录.以信任记录为媒介的公民社会的系统信任的建立无疑是由传统社会以特殊主义为原则的特殊(人际或人格)信任过度到现代社会以普遍主义为原则的普遍(人际或人格)信任的关键.     

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

在我国政治信任结构存在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背景下，本文使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作为主要预测变量，以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观绩效的影响大于社会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来说，普遍信任因子对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殊信任。这些发现显示，目前乡镇政府提高民众对治理绩效的评价是获得政治信任的主要方式，但营造和谐互信的社会氛围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媒介想象与地域主义

当代城市发展面临严峻的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集中表现为地域主义的兴起和广泛传播.在他人导向型的电子媒介时代,大众传媒作为认同政治的参与者对于文化变迁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地域主义通过地域与地域、地域与国家的关系影响并调节着转型时期的社会共同体秩序,而媒介对地域主义的文化想象直接关涉到现代性认同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论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理论原型 --怀疑主义和社会契约论视角中的信任关系

近代以来,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属于一种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在理论上可以从怀疑主义和社会契约论两大理论传统上得到理解.怀疑主义哲学对陌生人社会普遍怀疑所作出的揭示,为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确立提供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思想前提;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传统在对契约社会的逻辑论证中指出了契约原则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两大理论传统,可以对近代以来人们之间的契约型信任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     

信任与社会和谐:一个研究理路的展开

现代发展理论已经注意到资本、土地与劳动之外的非物质因素的重要作用.社会和谐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全面协调共进的过程,信任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或是关注于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在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中的前提意义,或是聚焦于信任作为一种合作机制在经济行动、民主政治和组织实践中的动力之源,或是将信任与风险作为反思和重构现代性的命题,探寻其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作用.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信任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安全感调节下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的建构机制研究

我国社会转型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而人口的流动性又造成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异质性和人际信任模式的新变化.本文以城市流动人口安全感及人际信任为讨论主题,分析在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以及市场博弈情境下,安全感、人格可靠性、制度诚信、社会诚信等因素对流动人口人际信任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通过揭示社会转型背景下人际信任模式的建构机制及发展变化规律,以期为解决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的当下困境及促进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社会资本与企业运行的伦理—经济难题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向社会化演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任伦理特质和社会文化意义.它表现为社会资本引发企业运行之伦理—经济难题的两种理想类型:伦理优先和经济优先.韦伯论题基于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之区分,指证儒家由于过于重视“家”而阻碍了现代经济模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文化中企业运行走出“家族主义困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设计,即“天下理念”的文化设计.中国社会中基于“天下”理念的普遍主义信任,来自“家文化”及其衍生的对“家文化”的辨证、反拨和文化矫正,它是中国企业应对伦理—经济难题并寻求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信任:民主的心理基础

信任是人类交往中产生的珍贵情感,也是社会和谐所需要的群体精神。本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信任理论与民主理念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古代及现代意义上的信任的话语指向、民主的信任与不信任悖论、以及信任作为适应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因素对于政治过程的未来导向等内容,从而试图揭示在政治过程中,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对于完善民主制度的推进作用。     

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及修复机制

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由于受到经济体制转型、政治权威合法性转换及民众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等因素的影响，政治信任面临流失的困境。因此，如何修复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成为当务之急。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三方面修复政治信任：一是基于归因理论的民众认知修复，二是基于社会平衡过程的关系修复，三是基于情景因素的制度修复。     

信任的经济绩效

在促进或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诸社会因素中,信任的作用格外重要。信任的强度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民族经济绩效的差异并制约着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东方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因而也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承接了不同的信任结构。这里借用帕森斯和希尔斯(T．Parsons and E．Shils)提出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与“普遍主义”(Universialism)这对概念来说明信任结构的差别如何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     

民众对律师信任度的实证调查

民众对于律师的信任是实现律师价值所必须具备的要素,而法律信任本身是一种普遍信任、弱信任,对这种信任的强化有赖于对民众需求的准确认知。美国的反律师主义思潮表明：影响民众对于律师信任度的相关因素主要集中在经济和道德领域,且民众对于律师的信任存在分化现象。这些都值得我国在实践中把握与借鉴。从杭州地区民众调查的结果显示,民众总体对律师较为信任,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而影响民众信任的因素亦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包括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在内的职业法律家群体当中,律师最接近公民个人,也最接近市场和社会。应当注意的是律师行业在我国起步较晚,面临的矛盾也较为集中。建议充分利用好传播媒介的沟通交流功能,改善律师的服务方式,普及法律服务,并在改革律师职业的同时着眼于其所处环境的改善,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众的不信任态度。     

信任文化与农村经济行为——基于浙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研究

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式的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在这一方面,浙江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本文以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绩效为例,对此进行论述。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

从共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三重逻辑：首先是以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与“自我——他者”二元分化结构的确立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逻辑;其次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巨大经济成就以及其所衍生的社会认同意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最后是以政治主体性的裂变与政治价值的自觉建构为要旨的政治认同逻辑。从历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一种先后的历史演变逻辑,它的三重内在逻辑分别形成和发展于特定的香港社会历史阶段,交汇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价值观念形态中,呈现出一定的“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序列变化,显示出当代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的整体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