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定位

网络交易平台的地位日益成为网络交易中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网络交易活动的顺利开展。网络交易的主体匿名性、空间的虚拟性、完成的非及时性,使现有的法律体系在网络空间的适用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网络交易的基本特征出发,对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性质和地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与普通平台提供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全面比较,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及法治体系完善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传统特征有所变化,并呈现出权利对象多样化、作品的技术性更强等新的特征。当前,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法律规定不完善、主体身份确定难、证据收集与保存难、侵权责任认定难等困境。为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解决网络知识产权纠纷,我国应从现实需求出发,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构建完备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强化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增强公民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网络交易平台的专利侵权责任研究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引入了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中的避风港规则,该规则能否在专利领域适用备受争议。将该规则适用于专利领域面临诸多困境,如网络交易平台有限的审查能力难以应对专利审查的复杂性,一些人会滥用该规则进行恶意市场竞争。基于专利的技术性、专利侵权认定的复杂性,网络环境下的专利侵权治理模式应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中心主义转向网络用户中心主义,网络交易平台承担责任的规则应由"通知—删除"规则转变为"通知—转通知"规则。在我国《专利法》尚未作相应修订的前提下,法院在审理专利案件的过程中可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必要措施"作扩大解释,要求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高校标识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选择

高校标识是高等学校的无形资产,具有无体性法律特征,属于智力创造成果,可以"类聚"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框架内。版权、商标、专利和域名等法律制度分别适用于高校的校名、校标、校徽、域名、校训、校歌、标志性建筑和其他象征物等标志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高校标识构建了一个交叉系统的保护网。单行立法,制定《高等学校标识保护条例》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高校标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     

试论民间文化层面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对“民间文化”的保护最根本的思考应当是制度保护,只停留在呼吁阶段的保护不能产生实质性的意义。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角度来说,列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体系的关键是正视这种知识的存在以及对其知识创新的认知。本文以小传统知识为轴点,认为确认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客观存在是确立对小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条件。在知识创新的概念之中,不以其主体的社会层次为划分标准,小传统知识不应因为其创新主体属于下层而影响其制度保护。然而,在以往对知识创新的认知和保护过程中,制度却人为地按照知识创新主体的社会层次的不同对知识创新的完成区别对待,仅对精英文化(上层文化)给予重视。对小传统知识认知的欠缺直接导致了知识产权保护在两个层面上的欠缺,即对小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和对小传统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欠缺。     

网络环境下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

由于网络的发展以及多媒体软件自身的特点，使多媒体软件能够快速传播并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一项重要财产，但随之带来了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我们应理清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采取多种措施保护软件知识产权，以促进软件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公务员制度设计的理论探索

笔者认为公务员制度体系与政府合理、有效管理联系的内在规律性焦点在于:一是公务员制度的设计能否有效、合理地协调政府体系内部的利益关系,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二是公务员制度的设计能否最大限度节省政府管理的交易费用。公务员制度的具体安排只有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才是合理的、有效的。     

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在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无疑对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虽然有较高的知识产权立法水平，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高水平的制度建设和强劲的执法力度，中美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执法上。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和完善各项产权管理制度，强化政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强化预警机制。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民事责任

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主体,既不同于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也不是柜台出租人或居间人。当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向消费者事先作出更有利的承诺,或当其不能向消费者提供交易平台上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时,应当承担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当其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却未采取必要措施时,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正当性理论检视

以“劳动财产理论”、“人格财产理论”和“激励理论”立论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失了对权利属性的文化关照,包含着制度制约精神的灵魂。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了文化回归与平衡回归,从而支撑了制度的理论正当性。     

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与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和企业知识产权制度。 2 0世纪 90年代以后 ,各国特别注重营造刺激高新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实现条件 ,以抢占世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知识产权制度既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武器 ,又是维护公平秩序的重要机制 ,不少国家已将知识产权从纯法律的层次提升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的高度     

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的研究

本文围绕“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要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努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的方针,阐述了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的关系,着重分析了目前企业专利申请量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创新驱动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实施创新驱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推动科技进步的一种权利表达形式和制度规范,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也有反向的阻碍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设计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我国应当结合知识产权保护条约、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在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不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建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经济理论引论

知识产权是推进、维护、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武器和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中美贸易战反映了美国大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知识产权博弈是中美贸易战的焦点,关系人类命运。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知识产权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知识产权所反映的新生产力、新财富的特点及应用价值,探析它所凝结的科研成果价格的形成机制,揭示其在市场竞争、国际斗争中的特殊性,运用科技发展不平衡规律,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经济理论,提高知识产权经济制度的功效。     

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效率与失灵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近代中国呈现双重过渡: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经济制度变迁。作为移植于西方的近代知识产权制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自主创新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不均衡、正式制度之间的不均衡、制度交易费用的昂贵、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力、传统做法的延续、仿造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抵触、移植性供给的被迫性和不彻底性、激励措施的失效及创新精神的轻视是导致知识产权制度失灵的原因。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兼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在制度设计中的运用

人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进行体制改革的理论前提之一。不同的制度模式往往隐含着不同的人性假定。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客观地分析人性的复杂性、变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的作用 ,才能够顺利推进当前的体制改革。     

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理论基础探究——法哲学与法经济学视角分析

知识产权法本身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设计,旨在激励知识创新和促进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平衡。但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利益失衡,导致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合法性质疑。由此,必须防止私权保护不足或私权保护过度而损害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分析需要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     

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分析

知识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特殊性。知识产权界定既是为了保护知识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又为了推广知识产品而设立的 ;知识产品的交易制度是为了更充分地利用知识产品 ;知识产权的法律救济则是围绕该两种目的而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因而 ,用经济分析方法看待知识产权制度更能够使我们看到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的“效率”。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