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产权理论视域下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嬗变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以马克思产权理论为指导,围绕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改革目标,先后形成了土地产权高度集中的土地农民所有制与土地集体所有制、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初步分离的土地承包经营制以及进一步放活经营权的土地“三权分置”制。在不同阶段土地制度的嬗变过程中,交织了党对不同时期社会、政治、民生问题的现实考量与党在改革实践中对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创新运用和丰富发展,也蕴含了党带领人民群众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基于马克思产权理论分析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考。汲取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中的精神力量,探寻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实践规律,为新时代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提供经验指导,明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逻辑。     

从双层所有权着手突破农地制度改革的产权瓶颈

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两权分离以及由此形成产权上的双重残缺。这对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改良土地等都是不利的,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双层所有权意在对农地所有权进行田底和田面两个层次的分割,在分割所有权的基础上,赋予农民一种完整的农地产权,以此突破中国农地制度在所有权改革上的瓶颈。这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农地流转,发展土地市场和农地规模经营以及推进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产权强度与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个引论

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但产权的不同形成方式隐含着不同的强度。产权强度决定着产权实施,是政府代理下的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规范与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函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重点在于改善法律赋权的非歧视性、农民行为能力的提升以及社会对农民权益的认同与尊重。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视域下的农地流转问题探析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在合理流通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其最大使用效益,因此农地流转是土地经营方式的必然趋势。本文试以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视角,结合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实际,指出我国农地流转尚存在农民土地经营权受侵犯、土地流转缺乏法律规则等问题,并提出可通过明晰农民家庭的法人财产权、发展土地信托模式以及完善农业信息化的手段来为农地流转创造更好的交易环境。     

促进农民增收目标下两岸农地产权保障制度比较探析

我国台湾地区历经四次农地改革,通过淡化所有权能、强化使用与收益权能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民增收.具体经验为政策引领、立法规制、交互共进;弱化所有、强化使用,理顺收益;市场主导、组织协调、政府推动.大陆可借鉴台湾经验,探索农地改革的顶层设计,适时调整与完善农地基本法律规范;“弱所有,强用益,理收益”,“让产权流动起来”;“弱集体,强个体”,构筑新型营农体制,适时调整完善土地法规制度;有序推进土地股份、证券、信托等新型营农机制创新.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再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

土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中国现有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收益权受限、土地处置权不完整等缺陷,亟待改革。本着间接或直接地淡化农地集体所有制,给予农户更多的具有所有权特征的永佃权或财产权的共识,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收归国有;保留农地集体所有制,对其进行改良完善。单纯的国有化、私有化以及改良完善化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因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不足取,考虑到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和私有产权对农业生产强大的激励作用,为减少制度改革成本,实行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的＂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比较而言更为合适。     

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农地流转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效率。当前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迫切需要改革现行农地制度。在实际中,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收益权,使用权等权能残缺;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行为不规范,特别是征用补偿标准不合理,阻碍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因此,必须从规范政府征用行为和健全法制的角度进行土地产权流转制度改革。探索多种形式的农地流转方式。     

确权颁证产权创新视角下农村集体土地违规问题研究——以平顶山市为例

农地颁证确权是土地产权改革的开端和基础。平顶山市农地颁证确权实践证明,若其缺乏创新将会导致农地违规案件的蔓延,引起"确权悖论"。任何忽视农户地权诉求的农地确权模式,不仅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产权创新的宗旨,而且恶化农地配置效率与社会公正,最终使以农地确权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改革受挫。因此,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对现行涉农土地制度进行革故鼎新,既是规避政府主导型确权模式,培育农户主导型确权模式的基本思想,又是规避农地违规使用、优化农地配置、明确政府职责、发展现代农业的长效对策。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农业税免征后农村公共决策的产权基础与公共产品供给

以免征农业税为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实质是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重新缔结农地产权契约。这种农地产权契约,既没有改变农村社会公共产品外生性供给模式,又降低了农民向国家与集体索取公共物品的谈判能力,结果可能将进一步恶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要增加我国农村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改变其外生性供给模式,发展农村社会,其根本出路在于我国农地产权契约的进一步创新。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层思考——以西部地区为视角

我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型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这种制度日益不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改革现行的农地制度是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本文从我国西部农地政策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认为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完善产权,科学规制",以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为取向,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农地制度的若干政策主张。     

农地产权结构与效率研究

笔者借助产权学派提出的有效产权的四个特征,即排他性、可转让性、可行使性、可分割可剥离性,来具体分析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指出我国农地产权结构中的农地所有权和农地使用权都是残缺的,残缺的产权给农地资源配置带来了负面影响,造成农地流失严重,农民权益受到侵害,农地违法现象多等问题。根据分析,笔者提出通过明晰农地所有权主体,加强土地立法,培育农地市场等措施来改进现行的农地产权结构的理论对策。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SICP范式、路径及其内涵

“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而其焦点在于农地产权流转创新及其市场化程度,受制于历史习性、制度特性（制度模糊、产权权能虚置）等约束,我国的农地经营流转制度还很不完善。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农地产权市场化流转的关键是解决农地资产产权的权能配置及其合约激励问题。不同的合约权利结构（S ）决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I ）的本质,而主体行为选择（C ）的方向及其获得的绩效水平（P ）既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又是引致制度变革的原因。文章整合多学科理论,以承包合约的静态与动态权利结构分析为起点,提出基于“权利结构-制度变迁-行为选择-绩效”之联动关系逻辑的“S IC P”范式,为新形势下我国农地产权流转制度的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框架和政策参考。     

论国家与农民二元农地产权制度

农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当前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所有权残缺;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收益权受限;土地处置权不完整。关于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私有化;二是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收归国有;三是保留农地集体所有制,对其进行改良完善。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选择应是"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种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     

"权能分离"语境下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实践的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作为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制度创新, 在实践中, 还存在着诸如产权主体模糊、信托财产界定不清、多重委托人主体结构和监管缺失等问题, 特别是地方政府信用的介入, 行政干预的加强, 不仅阻碍了原生性的农地经营主体的发展, 而且存在涉嫌挤压农民利益的问题, 带来农村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 应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相关立法, 为构建产权清晰、流转有序、监管适度的农地集合信托流转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这对我国农地经营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制度模糊性下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正式规则和实施特征两方面存在模糊性,正式规则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有意性模糊和两种形式的产权公共域,实施特征的模糊性则表现在渐进式实施和选择性实施两个方面。已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由模糊到清晰的逻辑,主要沿着不断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和逐步增强地权稳定性两条主线逐步展开。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仍然需要坚持产权逐步清晰化路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以“三权分置”为原则,合理细分土地产权;以土地财产权实现为重点,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切入点,逐步提高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强度。     

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

建国后的50多年来,我国对农地制度进行多次变革的实质都是平分土地。这种带有行政强制性的农地分配机制产生了"村社集体成员权"平均占有土地的严重倾向,直接刺激了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人口增长又降低了农民的人地比率。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农户承包地细碎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使许多农户失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基本保障功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从法律上切断了农地继续细分的制度路径依赖,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下,今后很难阻止农民继续要求平分集体土地的机会主义动机;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了满足多数农民的强烈愿望违法调整农村承包地的行政行为也会经常发生。因此,从宪法和法律上明晰农地私有产权,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我国21世纪农地制度创新的惟一的正确方向。     

从产权视角看我国农村信贷担保融资制度的创新

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产权的视角出发,剖析了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结构,并对现行法律制度中关于农村担保融资范围的规定进行了归纳。通过对湖北、浙江、四川三省有关试点地区农村信贷担保的抵、质押问题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农村担保融资制度的创新策略:优化农地产权权能,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放宽现行法律中关于农村抵押担保物的范围,同时加快土地产权市场的建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等。     

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

建国后的50多年来,我国对农地制度进行多次变革的实质都是平分土地。这种带有行政强制性的农地分配机制产生了“村社集体成员权”平均占有土地的严重倾向,直接刺激了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人口增长又降低了农民的人地比率。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农户承包地细碎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使许多农户失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基本保障功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从法律上切断了农地继续细分的制度路径依赖,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下,今后很难阻止农民继续要求平分集体土地的机会主义动机;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了满足多数农民的强烈愿望违法调整农村承包地的行政行为也会经常性发生。因此,从宪法和法律上明晰农地私有产权,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我国21世纪农地制度创新的惟一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