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公共危机与灾难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和舆情事件急增,城市公共危机呈现出新的特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全新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共享方式,为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注入了新动能。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由分散治理向整体治理、由事中应对向事前预防、由权威治理向数据治理、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由体系构建向能力提升的趋势愈发明显。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城市公共危机让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更加了解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事务、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多元化价值,但同时也暴露了社会组织存在良性协同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多元协作应急联动问题凸显、高效管理运营能力亟需增强、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风险面前,社会组织要把“危机”变“契机”,就要看到城市危机事件影响下社会组织发展“转机”和改革的“先机”,通过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加快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协作、增强社会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性等途径,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作用。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与治理模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循环关系。公共治理从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来看,是对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最好的回应。实现善治,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之道。就我国而言,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转变。     

国外城市治理前沿聚焦:基于城市权力结构的研究

在关于城市政治和治理的文献中,对城市权力及其结构的研究颇为丰富,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与流派.从精英论到多元论,从增长机器论到城市体制论、城市治理论,再到描述城市中权力冲突的城市社会运动,都对城市权力结构的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且深刻的描述.在近年来的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在关于城市政治逻辑方面,还出现了像性别视角、女性主义、媒介论、新地方主义、文化资本等新元素,这些新元素是对城市中权力结构景象更深入、全面的展现,也是对城市权力掌握者、城市权力获取途径以及城市权力运作的机制与结果等问题的进一步阐述.西方城市研究中的新议题和新视角,将使中国城市治理的研究呈现出新面貌,给中国未来城市治理问题带来新的思考,为实践层面的城市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司法审查中的行政紧急权力——以美国“钢铁公司占领案”为例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通过后,中国的紧急状态立法正在逐步进行之中,对于国家紧急权力,尤其是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规制,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行政紧急权力进行司法审查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如“钢铁公司占领案”。对该案中法院判决意见的分析可以作为健全中国紧急状态法治的借鉴和参考。     

公共危机中的谣言:认知判断、功能分析与治理路径

伴随公共危机的发生,谣言总是相生相伴.对于谣言,人们往往把它与虚假信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是从谣言定义的理论阐释,还是对危机谣言传播的实证分析,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谣言所传递的信息,未必完全虚假,有些谣言不仅信息真实,而且还回应着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境,之于公共危机而言也未必完全是消极影响.因此,对于谣言,尤其是公共危机中的谣言,人们应该做到客观判断、双重认知;对于公共危机中的谣言治理,也需要采取辩证思维,在寒蝉效应与言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业主维权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重构

业主维权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则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两种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及业主协调解决纠纷的模式与业主委员会自管的模式。前者多出现于业主力量弱、文化素质相对低的社区,后者多出现于业主维权意识强、组织能力强且文化素质相对高的社区。在现阶段,两种治理模式仍然依赖于领导精英,不具有普遍性。随着业主组织能力的增强、治理能力的提高及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治理中职能定位的逐渐明确,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将会更加清晰。     

公共治理中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的责任结构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关系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责任结构通常意味着三个方面的内涵: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与治理研究

基于以往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结合共生理论,提出城市企业社会责任理念,通过分析城市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城市企业社会责任共生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框架体系,最后提出城市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建议,推进城市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系统的多方共同治理。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通过构建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评价体系,对沪深300指数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水平整体不高,沪市上市公司披露水平显著优于深市,企业报告的披露水平不具有统一性。董事长与总经理兼职情况、监事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水平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独立性与披露水平正相关。建议企业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完善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     

会计造假的责任认定及其治理

会计造假在我国是一个久治难愈的顽疾.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者、监管者一方面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默认甚至纵容了那些时自己有利的会计造假,而指责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会计造假.会计造假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是社会上各种造假现象在会计工作领域的一种反映,还有不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层次原因.治理会计造假必须跳出就会计造假治理会计造假的怪圈,从导致会计造假的社会环境和体制因素入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会计造假.     

公司治理研究的新发展: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既利己也利他的最优抉择;要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就必须建立起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能源效率

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城市绿色发展,考虑到上述背景以及经济行为存在空间交互影响的事实,在相关机理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269个城市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短期内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长期内总效应明显;城市创新水平对产业集聚和能源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能源政策会影响到地方产业集聚模式,短期内对能源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城市规模异质和经济发展分层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因此,应充分激发产业集聚短期内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尤其关注中小城市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能源效率。     

立急管理：对地方政府和民众公共事件信息信任危机的审析

网络信息时代下的危机应急处置是公共事件信息信任危机要应对的一个新课题。处于信息互动双方的地方政府和民众在公共事件信息互动上的信任不足,会衍生出次生危机,影响到目前全社会的信任建立,故应和公共事件一起,作为危机加以治理。公共事件官民双方的信息互动本质上是一种博弈的过程,信任危机的产生源于官民双方在信息的发布与接受上背离了良性互动的契合点。利用均衡对等性原理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当事各方的信任来自价值（特别是非价值意义上）的“对等”,而对等又产生于平衡的体系中。一旦对等丧失,平衡就会遭到破坏,信任就会失去,但各方都有修复信任体系的愿望和可能。因此,要治理公共事件官民信息互动信任危机,须以“将心换心”式的对等为伦理方向,以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为策略,以纠正当下有碍对等信任伦理努力的不当行为为途径,通过官民分治和共同配合,达到地方政府和民众重归公共事件信息良性互动的契合点进而重建信任之目的．     

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权力与责任

任何国家或政府的权力都是民众的权力(权利)让渡和公众的认可,且权力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带来了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大学由原有政府单一权力的作用渐变为政府、市场及学术权威3种权力的共同作用,而且这3种力量不是简单之和,而是有机合力.其中任何一种力量对大学的极端控制都是危险的.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政府责任与实现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体系的深度融合,老年群体正在面临各种数字融入难题,遭遇新的数字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接入贫困、技术运用贫困和信息素养贫困。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已经成为极为迫切的议题。从政府责任视角来看,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角色缺位、不作为和乱作为等"责任漂移"现象,概括为制度设计滞后和政策回应不足两个方面。为此,需要进一步强调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中的政府责任,从理论依据、治理困境、责任定位三个层面理清政府的履责逻辑,明晰政府在制度体系设计、公共服务兜底、社会权利保障中的具体责任。老年群体数字贫困的有效治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优化服务方式,坚持数字时代的人本理念;强化财政支持,助力数字福利均等共享;完善法律规范,编织数字权利保护网络;构建长效机制,确保治理行动持续深入;联动多元主体,整合数字贫困治理力量。     

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及转型期的解决途径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环境治理，经过多方面不断努力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也有法制的原因。因此，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创新措施，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董事会治理、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2009—2011年在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 RLCCW 数据库、CSMAR数据库数据,研究董事会治理、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不同,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随之增大;在国有控股企业中,两职兼任的现象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产生微弱的消极影响;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女性董事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媒体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在董事会治理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转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