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我国农民工群体的研究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最佳出路就是进城务工,并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逐渐摆脱了农民的传统消极因素,并向着城里人、现代人的特性靠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政策、经济、社会与自身等方面遇到一系列阻碍。因此,必须及时寻找出消除其阻碍的相应对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分层:中国城市化思考

中国农民工是当代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农民工的社会分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更是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中国农民的市民化,首先是要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但人数过亿的农民工又不可能同步市民化,或者同时融入城市,它必须经历一个渐进地、分期分批地进入过程。为此,文章运用代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析农民工分层,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将进城的农民工大体上分为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用的个体农民工、依靠打工维生的农民工、失业农民工、失地农民工五个层次。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以宁夏为例

通过对宁夏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受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城市社会文化以及农民工自身的高流动性等方面的制约,使得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低,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为此,必须以政府为引导,消除制度障碍,健全保障体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形成有效的"推-拉"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浅析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对其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等方式向城市转移,这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的市民化水平也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同时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边缘化状态对其市民化也是一种阻碍.因此,要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一方面农民工要树立发展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发挥政策主导作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流民群体市民化的城市社会环境及制度建设——以成都市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例

流民群体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产生的特殊群体,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工、返乡农民工、失地农民。流民群体要在城市新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能力,以适应环境变化,必须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市民。“城市社会环境”对于城乡流民群体的市民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对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成都市政府做了有益的政策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度问题

根据对进城农民工和原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可探讨农民工在城镇社会的融合度和面临的挑战.在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沿海城市(如浙江),进城农民工与原城镇居民的融合状况总体良好,但也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居民主要通过报纸和电视新闻等媒体了解农民工,新闻媒体对城市居民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媒体引导城市居民认识农民工任重道远;城市内部形成的"新的二元社会结构"是阻碍城市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制度因素,因此,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赋予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将是促使进城农民融入城镇社会,实现与原市民和谐相处的制度保障.     

农民工市民化层次性解读及其现实启示

农民工市民化不只是居住、生活空间的城市化,也不只是户口的文本化,而是一个由物质上贫瘠走向丰裕、从小农文化意识为主走向现代城市文明为主、从政治权力边缘化到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各项权益得以逐步满足以及心理上从对城市排斥转变到主动接受、喜爱并融入城市的“四位一体”变迁过程。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差异、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及农民工市民化需求的层次性、复杂性,决定了其市民化进程中利益诉求的多样性、转化程度的层次性、转化道路的差异性,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绝不是一项轻而易举、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项渐进的、分阶段的、复杂的、艰巨的综合系统工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思路——对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解读

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通道依然不畅。在回顾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进行解读,认为积分制管理是实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思路。最后对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城市化战略及健康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及破解对策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既是一个新亮点,也是一个研究新方向。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更有效地探索破解对策,通过对漳州、厦门等进城农民工进行随机走访交流、调查了解,并结合对一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专题文章、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然障碍重重,包括制度、观念、技能等多方面因素。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不仅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各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向新生代农民工敞开城市主人之门。     

转型时期农民工问题及其对策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民工进城务工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是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农民工个人的共同努力。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分析研究

一直存在的二元制社会结构、市民的社会歧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注和容纳不足、农民工社会交往面窄以及经济窘迫、见识短浅带来的自卑感等,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心理障碍,让城市的农民工始终觉得自己不是广大市民的一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通过成人教育这一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指导,协助其打破内聚式的社交网络和消除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让农民工找到城市的归属感,可以积极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农民工分层分类及其城市融入程度差异性研究

以1 980个农民工为样本,通过方差分析,从分层分类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层级和类别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目的、城市交际网络、流动模式、职业、收入水平等要素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具有影响,但务工年限及其差异对其城市融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措施的制订应该考虑农民工群体分层分类的现实,不能把农民工简单地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对待。     

二元结构下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行动——以北京市海淀区建筑行业农民工个案为例

以开放式的深度个案访谈分析方法为主,基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从城市农民工自身能动性角度,分析我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群体保障行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对固化的社会结构的应对方面;通过对个案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建筑农民工的行动具有制约性,具体表现为禁止和强迫行动者行动两个方面。同时,城市农民工对资源、机会、规则的获得、运用和再创造等方面具有个体能动性的特征;因此,农民工的保障行动对自身和制度双方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使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     

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的消解路径与策略选择——以长沙、株州、湘潭的访谈记录文本为样本的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传统城乡之间的封闭状态逐渐破除,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改革语境下,农民工受城市影响力的牵引而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作为“边缘化”的农民工,其在“融城”过程中的心理必然由相对平衡状态走向失衡状态。文章对前期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尝试以社会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视角”,并结合长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访谈调查记录文本的分析,通过对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这四大向度的概述和“参照群体”理论的相关阐释,对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予以分析,并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视角寻求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的消解路径和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建构: 语言认同的视角

主体性建构是农民工形成自我认同,嵌入城市社会结构的表征.文章通过东莞市的个案,从语言认同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问题.作者认为,流入到东莞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学习粤语的行为表现,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努力嵌入当地社会结构的自我定位.他们通过语言这个渠道进行自我包装、印象管理,克服在社会流动中遇到的文化隔阂,试图跟随社会变迁的脚步实现城市融入,完成自我的主体性建构.     

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的动态与展望

目前,学界对于二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研究。学者们从老、新两代农民工差异比较角度对二代农民工群体新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在文化程度、外出目的、在外生存的敏感程度、务农经验、自我认同、留城意愿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学界关于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融入意愿、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婚恋观、消费行为与犯罪问题等方面。既有研究对二代农民工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度描述和细致分析,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这也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加以回应和改进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