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唐代隐逸文学研究述论

新时期（1976—2021）以来,唐代隐逸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四方面：文化学研究、隐逸主题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创作主体研究。其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的是：学界善于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唐代隐逸文学与文化学的多维关系,利用跨学科研究的新方法,从科举、园林、哲学、绘画等多个角度来研究唐代隐逸文学。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隐逸的相关概念不明确、重外围因素而轻文学本质、对隐逸诗人的研究力度不够等问题。     

中古隐逸诗的文化功能探析

中国隐逸诗承载着其自身的文化功能:诗人运用隐逸诗,可以叙述自身“安贫乐道”、“不仕王侯”的隐逸精神,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统治者运用隐逸诗,可以召隐士归来从政;士人运用隐逸诗,可以进行政治批判,因而隐逸诗又具有政治实用性功能。     

唐代巴蜀文人仲子陵生平考述

唐代是巴蜀文学经历的一个重要的繁荣期,但由于史籍的缺乏和疏漏,许多在当时比较著名的巴蜀文人名字至今依旧淹灭在旧典之中,不为今人所知。唐代文人仲子陵就是其中一位。仲子陵是中唐大历、贞元间人,是当时巴蜀少有的儒学家兼文学家,在学术及文学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对赋的创作,在中唐的赋家中其创作数量可观,对中晚唐律赋创作亦具有重要影响。他的赋作语言平易,启晚唐律赋散化倾向的先声,而且律赋创作题材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但由于典籍记载的缺佚,本文仅简单对其生平行年进行考述,以期对于全面了解中唐巴蜀文学状况能有裨益。     

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

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常常为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蔽、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发出“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提出适合于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异族文学进行高层次研究的文学“整体研究观”；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观念已经渗透到他所涉及的各个话题中，其文学批评已经很难回归到文学轨道。从辜鸿铭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个当然的文学家：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他更多地体现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本色。     

真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略说客观的了解与文学史的编写

鲁迅、钱锺书对中国隐士文学的传统缺乏正面认识。他们有二元化的思维,即中国文人不是帮忙,就是帮闲,于是中国文学只是程度不同地维护统治而已。他们只是从上往下看,几乎全是从统治术的角度理解隐士问题,无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论述,即思想史上道统(即士君子传统)的观察角度。因此,在求真求实上他们无疑有识见,然而在求正大与通识方面,毕竟与隐士传统隔阂。这一隔阂是现代文学史家最重大的古今之变,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是当代学术史上急迫的思想课题。本文还从严陵诗学传统的意义与当代隐士诗人的事实两个层面,再认中国历史中隐士的真实生命及其存在意涵。     

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废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但是从现代隐逸派和现代隐逸文学的角度来说,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废名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加之其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先后两次隐居,是现代隐逸派的忠实实践者.在文学上,他创作的《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田园世界.在废名的小说中,桥、塔、坟等意象都具有隐逸的哲学意蕴.他塑造的人物如小林、莫须有先生、陈聋子等人也是废名隐士人格的外化,是隐士原型的变形.废名的这种语言和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沈从文.从周作人到废名,从废名到沈从文,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者又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可以说,废名在现代隐逸派,在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名菜典故

中国的菜肴,名称很考究,除了本身的色、香、味、形方面的特色以外,有的还包含着耐人寻味的典故。严子陵与清蒸鲥鱼鲥鱼是我国特有的鱼中珍品,曾被列为菜肴中'八珍'之一。它主要出产于长江中下游。     

道德教化:问题与对策

道德教化是实现道德之社会功能的重要环节。当前的道德教化体系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从社会背景的变迁、道德教化的内容、方法等着手，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揭示和探讨道德教化走出困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途径。     

论陆象山的风俗观

陆象山从儒者的立场出发,对当时的社会风俗予以批判和解构。他主张学者应当超拨于流俗之外,“脱俗以修身”。同时,学者也应当担当改造风俗的重任,并通过改造风俗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荆门之政,恰好说明此点。     

从高蹈走向世俗——从隐逸文化的发展看隐逸文学的转化过程

在研究隐逸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探究隐逸文学从高蹈走向世俗的发展趋势,从这一过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士人文化的发展历程.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唐代文学与文学传统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创造了后世难以为继的繁荣。唐代文学是经过数百年艺术创作经验积累后的一次大释放 ,是对前代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 ,并为后世提供了典范。继承是根基 ,创新是生命 ,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才能创造出新的辉煌。这是新世纪学术界及文学家应当深思的问题。     

唐代的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一文化现象,并在创作本体与主体两个文化层面上影响了文学创作。任侠风气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并由此带来了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勃兴、咏侠诗风的高涨和中晚唐豪侠小说创作的繁荣。为唐代文学赋予了新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精神,使侠文化在唐代得到了总结提高和发展创变,完成了中国侠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过渡,在中国侠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地位。     

唐代寓越诗人的安南书写

唐代一大批官吏身份的诗人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远谪越南(时为安南),他们以复杂深重的心态对异域他乡的物候风光、风土人情、习俗信仰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和书写,这些诗人诗作是当今研究越南文化、中越关系、民族交往的宝贵史料,应当予以足够重视.     

论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诗歌创作

唐代女性教育的主要内容有道德礼法、经史、诗歌、女红,这些教育内容对她们的诗歌创作都有一定影响。道德礼法教育使女性的诗作频繁出现"三从""节义""移天"等道德礼法内容;经史教育使女性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化用经史语典,或借用经史语典言事抒情,或化用经史语典巧妙措意;唐代女性诗歌教育在内容上主要是学习男性诗人诗作,在方法上主要为诵习抄写,这样的教育特点使她们的诗歌多有借鉴和模仿男性诗人诗作的特征。同时,唐代女诗人又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为唐诗创作提供了新的关照事物的角度,使诗歌表现出独特的女性书写特质;女红教育使唐代女性诗歌中出现了较多诗歌与女红物事并现的女红化呈现方式。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汤显祖与明代复古派文学思潮

汤显祖登上文坛之际正是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兴盛的时期,他与复古派的王世贞兄弟的矛盾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故意夸大。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诗、文与戏曲理论差别较大。在戏曲理论与创作方面提出尊情观,对公安派有明显的影响;可诗学理论则受李、何格调派影响比较明显,与王世贞兄弟分歧甚小。汤显祖整体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调和性。     

论晚唐乐府的两种创作倾向

晚唐乐府诗的创作出现了两种创作倾向：一方是刘驾、皮日休等人,他们有意恢复汉魏古乐府的传统,继承中唐新乐府抨击时弊的创作精神;另一方是以温庭筠和李商隐为代表,他们将艳情作为乐府诗新的表现题材,关注内心世界,情感深微细腻,营造出一种新的诗歌境界。     

论元代清官及文学书写

长期的元杂剧研究将元代视为没有清官的时代,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种刻板印象遮蔽了元代清官本来的面目。历史上,元代不仅有清官,而且数量众多。元代多民族融合,出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清官,这是元代清官的一大特色。元代诗文中存在大量清官的书写,以诗存史,诗史互证,保存了许多底层清官的勤政为民事迹,表达了对清官的尊敬之情。这些诗文丰富了元诗的清官书写,成为元诗宝贵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