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家将故事的演化与繁荣

在说唐说宋的古代英雄家族故事中，薛家将的故事颇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是我国传统小说戏曲中四大家将故事之一。与杨家将故事一样，它经历了一个从史实到文学的演化过程。在我国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创作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民间文艺与文人创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元明时期的薛仁贵故事已逐步摆脱了史实的束缚，为清代薛家将故事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清代通俗文学领域，不但出现了许多薛家将小说，而且出现了大量的与之有关的戏曲、曲艺等文艺作品，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上可谓是别开生面。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

本文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萌生的界碑 ,应建立在 1 9世纪 2 0世纪之交。在以文学观念更新为启动发力点的文学革新运动中 ,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等各个领域几乎是齐头并进 ,各显神通 ,虽然成败不一 ,但就总体而言 ,已初具文学现代化的新貌 ,而变革时段的“公约数”是“世纪之交”。作者还从通俗文学的角度 ,分析了文学如何与市场结合 ,这也是标志现代文学形成的一个界碑     

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巏、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廖辉英女性小说创作的通俗化特性探析

作为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廖辉英的创作引起了文学接受的热烈响应。然而对廖辉英小说创作的纯文学或通俗文学的定位,文学界却一直存在争议。廖辉英的小说创作在主题与立意上的严肃性无可辩驳,然其在艺术创作手法的选用上,的确表现出一些不同于纯文学的通俗化特征。文章从材料选取、结尾方式和文字风格三方面作了论述。     

音韵格律在文学传播中的媒介作用

音韵格律对文学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古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先秦古籍,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音乐和音乐格律的应用;诗词格律自觉以后,音韵格律对诗歌的传播作用更为明显;在小说传播中,小说中的韵文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具体分析了音韵格律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了其存在的必然性。     

《李娃传》嬗变研究

唐代小说在后世通俗文学体裁中的嬗变，已经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结合社会思潮的变迁，对唐代小说《李娃传》在宋、元、明不同时代话本、戏曲中的演进轨迹进行考察，探讨演变过程中门第观念、人物形象的衍变以及明代才子佳人小说（戏曲）创作格局的出现，等等。     

中国侠文化(主持人:韩云波)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 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 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１９７０年代之前的金 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 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１９７０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 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略论南朝文学史意识的自觉

随着文学的独立成科,南朝文人开始真正以文学的眼光去探寻文学发展演变规律,表现出文学史意识的自觉。这不仅表现在撰史者首创“文苑传”,更重要的是,文人开始自觉地从“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文学发展演变规律,因此,他们对文学的承传流变及其内在根源都有深刻的认识。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是“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考辨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滥觞于樊鹏,经康海、陆树声、王世贞、四库馆臣等不断推扬与阐释,最终由清人陈田正式推出。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有一渐进过程,大致始于弘治时期,完成于正德、嘉靖间,即正德三年后的这段时间。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主要是一般性诗文风格的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说是郎署文人鸣盛意识的产物。厘清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及其相关问题,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中后期文风转向之蕴涵,还能为宏观上考察、把握中晚明文学之发展、演化,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明末清初的“另类”文人典型——李渔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明代后期追求个性自由和宋元以来享乐思潮的双重影响,李渔形成了以闲适享乐为主的心性特征,一方面推崇情感解放,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大讲依红偎翠的浮华生活;另一方面李渔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子,注重文学的劝惩与审美陶冶作用,积极进行戏曲小说的创作,形成沉沦与超越的双重品格,并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劝惩与享乐统一,雅与俗互动,多采用戏拟与反讽的叙事策略,所有这些,都是和他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从《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看近三百年中士人形象的变化

以士人形象转变为切入点,在分析<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形象改变原因.指出八股取士的没落、民族危机的深重、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使得许多士人远离了传统的士人精神,把追求的重心转向于"利",他们的社会角色从操控国家政治、文化命运的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渐次游离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新兴...     

论宋季的拟人制诏

南宋后期,文人写作了不少拟人制诏表疏,现在仍有当时编行的专集三家四种、总集两种传世.本文论述拟人作品的源流及写作特点,指出拟人制诏在宋季大量产生,既是对六朝、唐代文学的继承,又是宋人戏谑风气由诗词向文体的扩展,也是诗词中拟人修辞手法的延伸,同时还是接受民间文学(如"说话")影响的结果.拟人制诏在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是文体解放的大胆尝试,为后代神话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成为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过渡的桥梁.     

“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

“零度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评论类文章中频繁亮相的术语,研究界用“零度写作”评价新写实主义、先锋派等后现代写作。一方面借用“零度写作”对主体的解构,以“零度情感”评价新写实小说,另一方面将“零度写作”理解为摆脱意识形态、摆脱历史记忆的纯粹文学样式,从而将不再承载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的后现代写作称为“零度写作”。但不同的学者站在捍卫或批判后现代写作的立场,令“零度写作”在中国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民间化:李渔小说的审美追求

李渔认为小说与诗文不同,诗文是做给读书人看的,所以贵典雅,小说是做给读书人是不读书人同看的,所以贵浅显。由此出发,李渔的小说创作始终体现出为大众的艺术特色,往往具有情节奇特、结构单纯、语言通俗生动而富有情趣等特点,鲜明地体现出民间化的审美追求。     

林译小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作为中西文学真正交流的开始,林译小说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有着密切联系。在文学实践上,林译小说打开了中国人的世界文学视野,将小说纳入了正统文学观;林纾以其翻译实绩丰富了近代小说的类型;外国小说的叙事也引起了林纾对传统文学叙事功能的新理解,催生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人称与日记体。     

“以情为隐”——清中叶通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情感世界

清中叶通俗小说对女性的关注，一方面是明清之际思想解放思潮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外在呈现。文人小说对情爱的重视往往与文人所渴求的知遇之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与此相伴的对名利的淡薄，反映了清中叶文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以及面对如此现实的无夸和自我排遣心态。所有这些又与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自我表现相关。这些小说对情感与欲望的界定也具有鲜明的文人特色。对情与欲的分辨，既是哲学思想的反映，也体现了文人的矛盾心态。     

明清小说戏曲传"奇"二题

明清两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时代,传"奇"成为明清小说与戏曲的重要艺术特征.小说戏曲家们在创作上都有追求"事奇"与"文奇"的特点,在崇尚"事奇"、"文奇"的同时,又对片面追求奇怪的文风竭力反对,从而欣赏在真实基础之上的"不奇之奇".     

刘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描写

刘璋四部才子佳人小说中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社会经济生活,肯定商人的地位和人格;二是揭露社会矛盾,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三是批判科举黑暗,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