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宗教信仰与环境保护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世界观虽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某些思想观点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客观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文章就佛教“慈悲为怀”、“利乐有情”等思想观点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并充分肯定了佛教在环境保护中的历史功绩。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0—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思想与汉文化认同——以高昌回鹘佛教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10—14世纪高昌回鹘国的佛教思想以中原大乘佛教思想文化为主体，体现在对心性论思想的重视、对净土信仰的推崇、“三教合一”和佛教世俗化、简易化思潮的流行等方面。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在整体上是宋元中国佛教文化及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回鹘对中原佛教文化的认同极大推进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高昌回鹘佛教思想及其文化认同也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特征。     

开展学术活动 纪念建党70周年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党史党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七一”前夕,内蒙古民族师院广泛开展了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主题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这次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是在院党委的直接领导和统一安排布置下进行的,是民族师院开展的纪念建党7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年三月初,党委宣传部向各党总支、直属支部发出了《关于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学术活动的通知》,号召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的教师和党务工作者积极     

发掘佛经的“和善”文化精神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佛经故事往往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将民间故事等加以改编，并融入宗教经典，以吸引信徒，弘扬佛法。因此，在佛教经典中不乏积极、健康的文化因素。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弘扬佛教经典中的“和善”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佛教在藏区的复兴与青海丹斗寺

丹斗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发祥地。经“三贤哲”、喇钦·公巴饶赛等佛教大师的不懈努力,在这里招徒建寺,积极传法,为多康地区培养了众多的佛教僧徒,并逐渐形成了佛教复兴与传播的中心,进而又为卫藏地区培养了佛教复兴骨干力量,从而带动了佛教卫藏乃至整个藏区的复兴和发展。     

马丁·路德和太虚的宗教改革评析——以市场经济为视角

［摘要］市场经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宗教也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冲击。为此，马丁·路德对基督教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太虚对传统佛教也进行了改革，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然而由于“人间佛教”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了“人间佛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至今未解，佛教改革并不成功。本文从佛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基督教、佛教改革成败的原因作了对比性分析，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人间佛教”理论、使之能够积极适应现代社会提出了思路。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抗战文化语境下蒋介石新生活运动评析

新生活运动既有政治上的反动性，也在精神动员、文化联合、民族理念等方面为当时抗战文化的推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该运动在“安内”与“攘外”、新生活与旧道德、民族主义与民权民生之间陷入矛盾困境，致使其积极作用没有发挥到应有程度。     

藏传密宗与“中华国族”的构建——民国时期汉地僧人的藏密观

民国时期东密和藏密都传入汉地，成为汉地佛教重建“中密”的参考。汉地佛教界对这二者有一个认知、抉择和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地佛教界最终舍东密而取藏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经过与东密比较后，汉地佛教界认为藏密无论是在精深程度、发展规模，还是在戒律方面，都胜于东密。为了有效地参照藏密，完善自身的佛法体系，汉地佛教界又将藏密与汉地佛教比较，认为藏密在佛经翻译方式、密典数量、修习次第、律仪等方面，都有优胜之处，这都是汉地佛教取法的重要内容。民国密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重塑语境中，汉地佛教文化重构的一种努力。除了佛法体系完备性的需求外，民国汉地佛教界认为沟通汉藏佛教对建成“中华国族”、沟通中华五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三界唯心”论与“美是心影”说

本文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华严宗的“心融万有”、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中”、法相宗的“一切唯织”诸方面论证了“三界唯心”的佛教世界观和佛学的“心学”特色，由此推导出佛教以现实美为虚妄不实的心造幻影、以脱俗净心为审美境界的美本体现，并论述了美学中佛教唯心说的投影。     

浅议青年外事活动中翻译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以越南语翻译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越南的友好往来日益密切,两国的青年交流活动日趋频繁。在对越青年外事活动中,越南语翻译人员要具备政治敏锐性、涉外保密性和青年思维活跃性。在素质要求方面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熟悉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良好的外事业务素质、广泛的知识储备等素质。在业务方面能根据不同的翻译实际,灵活运用直译、意译、归化和异化等翻译策略。     

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文学积极融合,作为人生具象的小说也融入了斑斑佛迹。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以寺院为活动场景、以僧众为表现人物、以世俗化为倾向的传奇小说。分析佛教因素在传奇小说中的投射印痕可以看出,佛教在艺术手法上,包括题材扩大、人物塑造、结构创新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也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和国人的文化性格。     

张载的佛教观及其启示

从对佛教的认知层面考察张载的佛教观 ,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排斥的。其批判、排斥涉及本体论、心性论、因果论及讲道方式等。在本体论层面 ,张载由“气”的运行状态、“空”的存在形式多样性、“空”的有用性和人生实在性等方面证明“空”的“实有性” ,以否定佛教“万物为幻”之说 ,并由“气化论”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在心性论层面 ,张载批判佛教心性论为“知觉为性”、“灭人本性”、“去人伦之性”、“妄言天性”。这种批判显示出张载复兴儒家实学的宏伟志愿和坚定的道统意识 ,但也反映出他对佛教的偏执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对佛教的误读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多视角比较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可从理念文化、政府政策、社会民众认同、佛教自身建设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理念文化方面,海峡两岸皆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核心理念。在其他三方面,台湾地区因为社会经济转型先于大陆大部分地区,因而在政府政策对佛教慈善事业的支持、佛教界在推动民众对佛教慈善的认同和参与、佛教自身的慈善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已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有效的运行模式,如慈济"会员→委员→会长"的劝募模式;善款善事公开、善款专项专用、产业与管理分离的慈善管理模式等,能够有效地调动民众的捐款热情,推动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大陆佛教慈善团体则存在专业化不够、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不足等局限。两岸佛教慈善事业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有利于促进民间慈善和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部派佛教的“法”与“我”的实有与空无观念

部派时期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诸部派关注的问题很多,其中对“法”与“我”的实有与空无问题的讨论最为突出.各派这方面的理论实际涉及的是世间事物和人生现象的本质问题.这些理论体现了有关部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倾向.部派佛教就这类问题的探讨对推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     

成吉思汗降伏“十二歹汗”传说研究

17世纪成书的无名氏《黄金史纲》和罗桑丹津的《黄金史》所裁成吉思汗降伏“十二歹汗”传说是以佛教为媒介,接受经一代藏王聂赤赞普镇伏诸魔和“十二夜叉小王”传说影响而产生的。佛教史学家把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崇拜和佛祖释迦牟尼信仰统一起来,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佛祖派往凡界降伏“歹汗”、为民造福的“圣主”,这是该传说产生的思想认识基础。     

2007年中国佛教美学研究巡礼

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儒、道思想融合的宗教,其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颜受中外学者的关注.2007年的中国佛教美学思想研究,在延续前人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主要以佛教禅宗美学的理论探讨、佛教与文学的审美解读、佛教与艺术的审美观照为中心,进而探讨了不同文化和芙学思想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洗涤窠臼,不失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