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力”问题初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主体“道德力”的培养和开发问题。“道德力”是主体活动的一种能力。是主体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能力;“道德力”是主体的“内得”和“外施”能力,即道德修养力、实践力和影响力;“道德力”是主体的“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创造能力”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人类学的道德转向

以人类学视角来理解道德问题面临两个主要的挑战：其一是将道德等同于社会的倾向;其二是道德相对论,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文化边界的模糊化带来的研究困境。近二十年来,人类学研究的道德转向回应了这两个挑战,探讨道德如何在人类学领域“问题化”,反思社会解释框架的局限性及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差异的表述危机,关注道德的独特性和人们实践道德生活的丰富性,将道德理解为社会-历史-文化场景中“自由的反思实践”,重视其主体性、反思性与多元性,体现了学界对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人类学研究主体的觉醒。     

道德信仰的认同逻辑:思维、承认与表达

道德信仰蕴含“自我与他者的对称性”的理论品质和实践智慧,要求我们以不偏不倚的观点去进行道德思维,从可普遍化视角中去理解和考虑每个人的利益。道德信仰涉及自我与他人的承认关系,道德行动表面上关系到促进他人的利益,但在实际上也有利于促进行动者自身的幸福,人们情愿“道德的生活”正是“为了承认而斗争”。道德信仰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有赖于道德语言能否被人们熟练巧妙地运用,也需要对道德思维的认知方式与认同模式进行理性反思。     

道德价值及其实现

分析了关于道德价值的五大流行定义：“需要”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分析发现,这些观点均具有真理性,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如果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或许会更加接近道德价值的内在特质。进而认为,道德价值是以实践-精神、功利-道义、个人-社会、自律-他律、相对-绝对相统一的方式来把握,并通过认可正确道德价值、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互动转化、形成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道德习惯、坚持个体道德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相统一等途径实现。     

主体价值是经济与道德相统一的基础

经济和道德是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不论是经济还是道德 ,抑或是二者的关系 ,都不能离开人 ,都不能外在于人。经济和道德的统一在于它们各自的共同的主体指向 ,在于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推动了主体人的需要和发展。因此 ,经济和道德相统一 ,归根结底是以主体人的价值作为其基点的。     

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地位研究——基于责任论视角

经典道德责任理论坚持道德地位的必备条件是非凡的意识和意志,所以人工智能体不具备道德地位。实用道德责任理论则认为,人工智能体即使不具备意识,但具有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是“道德能动者”,因而具有道德主体地位。人工智能体实际上是“二阶道德能动者”,具备非完全道德主体地位,它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但可以与人类一起构成“人机混合能动者”;而人机混合能动者作为人机交互系统中的道德责任主体,可以承担道德责任。     

道德选择:自由、约束与责任的三维思考

道德选择贯穿于人类道德活动的始终。它是基于人的自由意志,经由实践而进行的一种理性活动。它的前提是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萨特所认为的纯粹自由,而是在一定约束限制下的自由。道德选择主体在自由地做出了道德选择的同时,也选择了承担相应的责任。关注道德选择的自由、约束与责任的三维关系将对我们正确认识、实践道德选择产生很大的帮助。     

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己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论道德规律

本文认为，一切社会的道德莫不循由如下规律而发展变化。“变化律”：共同道德是超社会的，它的变化不是决定于社会的变化，而是决定于人们道德意识的变化；特定道德相反。“推行律”：一个社会实行何种共同道德，是偶然的、自由的、可以选择的，它不取决于社会发展，而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特定道德相反。“效用律”：任何类型的共同道德对社会发展是促进还是延缓均与社会发展无关，而完全决定于其自身性质；特定道德则相反。     

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理性基础

市场经济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 ,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经济运行的导向力、经济个性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从道德需要的本质看"德治"

道德需要是人特有的需要 ,其满足方式与作用方式都有别于主体的其他需要。从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的内化过程 ,是主体道德需要的客观要求 ,也是道德需要实现的过程。道德他律为主体提供道德行为模式和道德评价机制 ,道德自律则将外在的约束化为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需要与道德追求。道德需要是“以德治国”的理论依据之一。实施“以德治国”方略 ,就是要在建立符合当前实际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基础上 ,加强道德他律的作用 ,强化道德评价功能 ,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信息伦理道德物化研究的实现逻辑与道德价值构建——以ChatGPT为例

在信息伦理中,保持人的主体独特性、自由性是首要问题。技术哲学内在转向的代表性思想道德物化理论可为信息伦理研究提供“主体性”和“内在视角”两个主要启示。道德物化理论主体性研究为信息伦理本体研究提供解释学路径,技术伴随观点为信息伦理实践研究提供内在视角。但道德物化存在的“技治主义”风险、可能引起的对“去道德化”的质疑等,本质上是实践落点并未获得一致性结果所导致。文章提出道德价值作为信息伦理道德物化研究落点。道德价值满足道德物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条件,同时贯穿于道德行为全过程。信息伦理需要构建一种道德价值,以阐述信息道德与信息交互之间的和谐关系。根据信息伦理规范范畴、道德目的层次以及对应主体道德行为能力,文章采用道德价值推断法对道德价值进行推导,以ChatGPT为例建构了信息伦理道德价值系统。     

社区道德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与实践向度

社区是社会有机体的微观缩影和基本单位。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加快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是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从现实空间布局审视,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需要以主体存在为支点要素,以现实交往为空间要素,以“共同善”为目标要素。嵌入社区的真实生活情境,多元价值观激荡之下居民的道德自我缺场、空间完整性剥离中居民的道德交往缺乏、风险社会语境中居民的道德审美流失成为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的困境之源。聚合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诸要素之“力”,需要在关注个体中引领道德主体的回归,在空间交往对话中激发道德情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区道德审美。     

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理性基础

市场经济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运行的导向力、经济个性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生活意义感的道德记忆基础

生活意义感的生成标示着主体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本质的统一。人作为道德存在者,道德记忆能力是其本质能力,它既是 我们能够拥有道德生活的“根”,也是生活意义感得以生成的“源”。简单地将道德记忆与道德生活经历混同起来,则会造成生 活意义感的形式化或异化。生活意义感的增进基于主体日益强大的道德记忆能力,一个拥有卓越道德记忆能力的人,能够通 过合乎道德的记忆或遗忘建构出富有道德价值的道德记忆内容,这对其生活意义感的增进具有关键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式下的伦理,需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价值前提或道德标准的评价.有些人认为“‘道德滑坡’现象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调和的产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表明,市场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共生、共存的.     

康德“促进至善是人之道德义务”命题的义理基础与实践指向

康德至善论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核心观点,即每个人都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而为何“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他并未清晰地阐明。对此,许多批评者不仅明确质疑“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而且质疑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意义。通过深入分析至善与道德法则紧密的义理关联,可以发现,康德之所以将“促进至善”设定为人的道德义务,根本原因在于至善是人的理性道德意识潜在映射的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后者构成人的道德实践必须预设的一个背景性条件。基于此,康德认为,当至善以道德法则为基础,就能够且应当完成对纯粹意志的完整规定,而一旦至善获得规定意志的合法权利,也就存在着“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这项义务的特殊性在于,“促进至善”本质上是一个与“义务的后果”相关的实践命题,充分发挥着对其他义务的范导性作用,即通过“一个目的之整体的理念”,使所有道德性的义务能被系统化为一个统一整体,共同致力于理想道德世界的创建。     

富勒的理想世界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命题是法理学中的好望角。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他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并借助这一区分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探讨富勒丰富而思辨的法律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法治建设有着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