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祝文创作及其关涉的仪式意蕴

《苏轼文集》收录苏轼祝文96篇,涉及祈（谢）晴、雨、雪,奉安皇帝御容,谒文宣王庙,以及祭勾芒神、祭土牛、告五岳、秋赛等,联系着丰富多样的仪式仪节。祝文应用于祭奠仪式,具有仪式与文学的双重意义。结合苏轼各类祝文的写作背景,探讨祝文及其仪式应用中所映射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教育观念、文化习俗,从而揭示宋代礼乐文化建设的多个侧面,为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佛法与皇权的象征——论唐代帝陵神道石柱

在唐代,士庶丧礼和皇帝丧礼之中均出现七七斋和地藏十王斋等佛道斋会和行香仪式,以儒家礼仪为主的国丧已经混入了佛教追荐仪式。保存至今的唐代帝陵神道两侧的石柱一改传统样式,采用摩尼宝珠柱的形式,将佛教蕴涵融入帝陵,在帝陵礼仪空间中见出佛法与皇权的结合。对唐陵石柱与佛教的具体关系,其形制来源,以及其在帝陵究竟产生何种意义等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帝陵礼仪空间的文化蕴涵在唐代的演变。透过唐陵石柱,不仅看到当时佛教对皇权的辅翼功能,帝王在佛教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被神圣化,也可读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叠加和交错中的皇室贵族与士民的复杂信仰。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为:一是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如直接纳入礼典、将祖宗神御置入道观、礼仪实施中吸纳道教等;二是国家多方扶植道教,主要表现在政治支持、经济赏赐、大修宫观以及临幸、题画等方面;三是道教参与国家礼制,这一点在吉、嘉、宾、凶等礼上都有所展现;四是道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不过,道教对国家及国家礼制也有危害,主要表现是扰民惑众、违礼犯分和劳民伤财。     

辽代丧葬礼俗补遗——皇帝为臣下遣使治丧

有辽一代,每有高官显贵去世,辽朝的皇帝们大都要派遣临时使职官前往,处理丧葬诸事。诸如"总襄事"襄理丧事,护灵官礼送灵榇,敕祭使祭奠赙赗,"治攒厝"护棺督殡,"督营造"监凿茔穴,发引使执绋引柩,敕葬使主持葬仪,传旨官宣诏追封,等等。这表明,辽朝建国后,特别是到辽代中后期的圣、兴、道及天祚四朝,以儒家礼仪文化为重要构件的汉文化,已为包括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内的辽朝各阶层人士所接受。     

国家与礼仪:元明二代祀孔典礼的仪节变化

国家与礼仪关系重大而直接 ,礼仪和社会制度的合法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崇黜 ,也关系重大而直接。国家制定的礼 ,透过仪式的进行 ,让制度开始它的合法性运作 ,让它所拟追求的意义或价值得以涵寓 ,从而期待对群体以及个人发挥约束行为和鼓励行为的政治作用。这在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思想论述中可以看见 ,在历朝所制定的很多典礼仪节上也可以看见。本文在讨论儒家经典所见的国家与礼仪关系的说法之后 ,透过元明二代祭祀孔子典礼的比较分析 ,试图提出这样的论点 :国家所定礼仪的礼数仪节 ,确实反映国家对受礼对象的尊崇程度 ,而国家所作的决定 ,是有意识的 ,知其然而然的。元朝轻儒、明朝崇儒的历史概况 ,从这二朝释奠礼仪在礼数和诚敬表现上的差异 ,得到印证。较之明朝 ,元朝并不真诚尊孔。元代的学校释奠礼仪同时也是尊君礼仪 ,不像明代的属于比较单纯的尊师礼仪。元明释奠礼仪节的变化 ,正是这两朝开国君主不同程度的崇儒政策的表现     

荀子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

荀子坚持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思想理论。礼治之道是荀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的起源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物质分配问题,礼的内涵是道德伦理、礼节仪式、国家的法令制度。荀子的“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先秦儒家论礼仪化生活普及的机制

儒家把孝悌亲情视为"为仁之本",它是人与生俱来所具有的真情实感,是人的行为准则和礼仪道德规范培养的基础。礼仪教育当自孝弟始,由家庭教育做起,同时不局限于家庭血缘亲情,孔子提出了礼仪教育的实施机制——"忠恕之道",且由士大夫阶层作为"以身体道"的群体去推广实施。儒家强调道德伦理原则,并构筑了贯穿于个人、家族、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的礼仪化人生。在不同礼仪场合,不同角色都有不同行为规范的要求,儒家重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投壶”与古代士人的礼乐文化精神

"投壶"活动起源于远古的一种竞技游戏,西周以后,转入"燕射"礼中,成为宾主相娱的礼遇手段。投壶有细密的规则,于时间、场合、投射距离以及器具的形制等,都有特定的要求。投壶作为最古老的酒令和竞技活动,既在外交礼宾场合体显国家的礼仪尊荣,又于平常的游乐当中养生和习礼,因此它是古代士人奉守的修身治心之道。     

双峰插云姿态各异——韩柳散文创作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树"文以明道"的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两人著文都是"不平之鸣",注重文章抒情。韩愈不平既指个人遭际,也指国家命运;柳宗元出言多讽。他们艺术风格也不同,韩文雄奇壮大,柳文缜密峻洁。     

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考析

绍兴宛委山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 ,人多以为是唐时原刻。经考 ,该摩崖在宋嘉泰间已漫灭 ,嘉定间郡守汪纲重刻 ,清嘉庆中又经好事者重度勾勒 ,遂显今貌。文中“秘书监”三字系后人加刻。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宋明宫廷画院职官待遇对画院水平的影响

在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基本一致的条件下,宋代宫廷画院的整体水平比明代要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复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宋明两代宫廷画院的职官制度、画家的升迁状况和画家的待遇,认为宫廷画家水平受此因素的影响很大。宋代的职官待遇比明代更系统,对画家更有保障,所以更能吸引高水平画家到宫廷画院任职,从而提高画院的整体水平。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辨正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之“六” ,诸本无异词 ,陈寅恪先生以为是“五”之讹 ,而实际上应是“三”形近之讹     

再论神策中尉制度

贞元十二年(796),德宗创立了神策中尉统领神策军制度.此后,神策中尉在名分上和职权上均成为神策军的最高统帅.神策中尉乃一个特殊称号,属于使职,又具有职事官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宦官迁转为神策中尉的过程是唐代官僚系统迁转序列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

以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为文本,探讨状元殿试卷的价值,认为唐宋元明清历代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尤其是科举制度皆可以从状元卷中得到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状元殿试卷,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一部凝结着政治智慧与爱国爱民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值得深入研究。     

扬州平山堂历史兴废考述

平山堂是扬州重要的文化遗迹之一,是蜀冈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它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由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建。平山堂在宋代至少被重建五次,以其宏敞壮丽被赞誉为＂淮东第一观＂。元明衰落,被改作司徒庙。清代是平山堂的兴盛期,至少被重建四次。康、乾两代帝王南巡都莅临于此,使平山堂臻于鼎盛。     

朱熹礼学思想建设的启示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壁画《朝元图》的艺术魅力

隋唐时期是中国壁画艺术的繁荣时代,元泰定二年完成的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朝元图》,是集中了唐宋道教绘画精华所形成的巨作,体现了历代道教神祗的完整体系。无论从线描、色彩、艺术构思、绘制技巧、形象塑造都是杰出的,为我们创造了宋元以后千年不断的人物画传统,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艺术品。     

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

大海寺始建于北朝,盛于唐代,北宋以后衰落。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以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文章探讨了大海寺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宗教信仰及造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