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与《文章流别集》异同

《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文选》承袭而来,但又不同。在文学观念上,《文选》认为文章“随时变改”,而《文章流别》则认为文章“原出五经”;在文体分类与操作上,《文选》不录经、史、子,《文章流别》可能录有五经文字;《文章流别》贵古贱今,《文选》则认为近胜于古。     

总集之祖辨

《隋志》将《七录》之杂文部并入总集类，实名乖于实，显为不当。近人或以《善文》为总集之祖，盖缘忽于此“乖”及昧于杜预稍早于挚虞而不辨其各自为书之时间所致。《书》《诗》《楚辞》《汉志·杂赋》《徐、陈、应、刘遗文集》，亦均非真正意义上之总集；真正的总集之祖是《文章流别集》。     

《宋人总集叙录》续补(二)

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一书对百余部或存或佚的宋人总集作了考述,卞东波补充考证了17部.现存宋人文集、笔记等文献中仍有许多材料值得梳理,通过考证,17部新发现的散佚的宋人总集的编撰情况、内容大概有了较为清晰的眉目.     

《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功用观

《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沿承《隋志》,重视总集的文学功用,但论述比《隋志》更为细致全面。一方面,《总目》更强调总集的学术功用,认为总集可保存文献,可为考证、校勘之资,为典故之薮,有存史之用;另一方面,《总目》也重视总集的现实功用,认为一些总集有益于现实、政治、风教,能够反映社会风习。《总目》最重总集的学术功用,较传统只强调总集的文学功用,其总集功用观有所拓展和转变,也更为系统、全面,是站在学术总结期的富有总结意义的认识。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后出转精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体例创新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对该书的编纂体例进行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     

《宋人总集叙录》续补（一）

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一书对百余部或存或佚的宋人总集作了考述,卞东波补充考证了17部.今对新发现的17部散佚的宋人总集加以考述.     

文章总集与史论文学之辨体

史论最初更多是属于史学的范畴,其体裁基本以史书论赞为主,但在隋唐时期,却由于史书影响力的衰落和文人史论的兴起而逐渐被纳入文学的领域。通过对文章总集的研究可以看出,文学家的文学独立意识使他们有意地将史论与散文史传分开,而史书编纂的集体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史传与史论的关联性,从而对史论的由史入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兴盛于唐宋以后的人物论散文作为史论文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在应用美文与史传论赞两种完全不同之文体的综合影响下生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文史结合的产物。最后,当古代文体发展趋于稳定之后,研究强调辨体的明代文章总集则有助于对史论文体作一个较为宏观的把握。     

论《文选》对两宋总集编纂的影响

宋代“选学”专著不多，但《文选》在宋世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其对宋代总集的影响可见其流布盛况之一般。由宋人总集编纂的技术层面及目的均可看到《文选》的影响。而宋人总集在传播中借助《文选》影响的晕轮效应，同样值得关注。由之也可见《文选》对宋代总集编纂的影响既随着其传播的兴衰变化而变化的。     

从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思想

文体分类是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出人们对文体本质与特征的认识水平。从清代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一方面保持着析类趋于繁密的传统态势,一方面又出现了归并同类,追求简明的倾向,并由此催生了明确的文体归类理论。文体归类观念的自觉及其在实践上的成熟,又促成了清代文体三级分类体系的确立。这对《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传统是一次重大突破,在文体分类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柳永《乐章集》与北宋东京民俗

北宋词人柳永的<乐章集>里,有很丰富的民俗内容.他对北宋东京的岁时民俗的描写,对东京的歌舞声妓等乐俗文化的叙述,不仅拓宽了宋词的题材领域,而且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北宋东京的民俗现象,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资料.可是长期以来,研究柳词的人不关心其中的民俗,研究民俗的人则不熟悉柳词,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缺憾.     

《闽都别记》中的海洋叙事及文化价值

《闽都别记》是清代福建地区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对这部小说中的海洋叙事加以梳理,从海洋观念的发展、海商形象自由精神的大量描绘、海洋文化下特殊风俗的体现、海洋叙事中猎奇性和纪实性并重的时代特色等四个方面,探讨《闽都别记》中所展现的多元化的海洋文化价值。     

武则天与刘洎之死

武则天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之婚姻关系,向为人们所注目,但武则天与李治的接触及恋情关系的确立,则未被留意.对于宰相刘洎之死,史家也往往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忽视了刘洎与武则天、李氏父子三人之关系.唐太宗出征辽东,太子李治、刘洎及其众多嫔妃包括才人武则天等留守定州,武则天与李治恋情关系当于此时确立.太宗失利军还,虽知李治与其嫔妃厮混之事,但苦于未能明了具体对象,于是刘洎难免监视失察之咎而不得不死.其后,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还有发展,故太宗将武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武李恋情、刘洎之死、唐太宗赏赐嫔妃、武则天二进宫等,都是当时社会形态、婚姻状况、政治趋势的反映.     

《论语》中的文章与文学

通过对《论语》中"文章"与"文学"二词的分析,本文尝试表明:至少在《论语》营造的语境中,"文章"乃指称先王的政治制度,这套政治制度最终来自于先王对"性与天道"的认识。"文学"为"文章之学",由孔子首次提出。之所以要提出"文学",与春秋时期官学破败有极大关系,孔子搜集先王典章编撰"六经"并以此教徒,正是为了保存和赓续先王之道。可以说,"文学"与"文教",正是孔子作为素王经世的方式。     

关于《文选》组诗与《集》一诗一题之异——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李善所说之《集》多非作者本人手编,故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说,《文选》未必不及之。以《集》一诗一题而《文选》合之,且两者题异,便断《文选》"误",及以《文选》一诗而《集》为若干首,便说前者"盖误"等等,均未为得。以古还古,将《文选》放在古代文化背景上考察,而非仅就《文选》以观《文选》,时至今日,实在难以找到能证明《文选》成书仓促之坚实材料,哪怕就是一条。     

文天祥古典爱国主义思想述论

矢志抗元、以身殉国的南宋朝臣文天祥 ,之所以亦能在元人的“道德法庭”中被列为仁人志士的伟人之列 ,乃是由于其叙事本体充满了以“正气未亡人未息”为精神支柱的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揭开千古人豪刘伯温与俞源的神秘面纱——刘基为俞源村设计太极星象真伪考辩

本文从刘基政治生涯的特定历史背景及俞源的地质、地貌、水文地质等方面对刘基为俞源村设计、建造太极星象说的观点进行驳斥，把刘基从神坛位置上请到了武义的地面人间，揭开了刘基与武义神秘莫测的面纱。刘基及其在武义留下的“刘基文化”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当时、今天乃至将来，都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赋》与《文心雕龙》比较研究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指出,<文心雕龙>与<文赋>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广泛而复杂的内在联系和重要区别,仍然值得我们予以深究.实际上,<文赋>与<文心雕龙>虽皆不遗余力追求文章之美,从而成为六朝"为艺术而艺术"时代的明证,但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却高下有别,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亦不可同日而语.从而其根本的理论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就貌同而实异.<文赋>是一首文的赞歌、美的赞歌,<文心雕龙>则是一部文的哲学、文的美学.     

《文选》编选与嵇康形象

萧统的《文选》编选,不但反映其选文标准,更重要的是其对人生价值观的探讨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精神。正始时代的风云巨变与嵇康本身内在特质的结合,使其形象在生前被偶像化、在死后被传说化,并且作品集数量增多,这都加大了编选的难度。本文从《文选》选录作品的正面分析,"竹林七贤"与陶渊明评价的侧面比较,以及他人作品折射的嵇康形象出发,以《嵇康集》与《文选》编选作品之对比为主,以持相似观点的《文心雕龙》印证为辅,从而体察到在《文选》对嵇康诗所作遴选和嵇康人物形象的还原方面,萧统不但寻求与其性情相合的一面,还善于发掘"知音",他试图从文本出发呈现多面向的嵇康形象与内心世界,具有对文士"和而不同"的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