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禁烟时期(1796-1858)的鸦片走私组织研究

本文通过对鸦片走私组织的研究 ,阐明了清代禁烟时期的鸦片走私状况 ,试图说明在清代禁烟时期鸦片走私屡禁不止的原因。     

政治的鸦片与鸦片的政治

从清代中期开始的衰落与鸦片传入中国后经历的由宫廷而流传至各级官吏 ,又由统治阶层而蔓延到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鸦片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 ,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

四川引种罂粟,可能始于唐代。清道光以前,该省有24厅州县出产此物。晚清时期,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生产省,绝大多数地区皆种有罂粟,而川东一带特盛。清末,全省约有350多万亩土地被罂粟所侵,年均鸦片约12万两。究其动恩,是因为:四川具备种植罂粟的适宜自然条件和固有基础;中国政府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或禁而不力;加以长江航道改善,高额利润诱惑。于是很多农民趁机习得罂粟种植、鸦片加工技术,从事毒品生产活动。当今开放时代,欲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固亦须远离毒品之害。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

1839年,清政府实行严禁鸦片的政策,英国政府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保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后,鸦片危害愈演愈烈,成为近代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就鸦片战争后到1919年的外国鸦片问题、国内种植罂粟问题以及清政府和民国初年的鸦片政策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和总结.     

1840年以前清代制作、私贩、买食鸦片罪的法制研究

清代自雍正时期至道光二十年即鸦片战争以前,对鸦片犯罪的立法经过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几条到专门章程的过程。罪名逐渐增多,量刑也从轻至重。对这一时期鸦片犯罪的立法从制作、私贩、买食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相关案例探讨司法运作状况,以期对现代禁毒法制提出历史借鉴和建议。     

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本文根据原始文献,研究了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而实际上,马士的说法有许多错误。本文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四十多万箱,价值约二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五百到六百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二百五十多万人。     

鸦片与民国时期的西南社会

辛亥革命后,鸦片并未随着清王朝的覆天而消失.从民国初年的"禁烟"开始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三十多年时间里,鸦片在西南地区又数度泛滥,又呈现与清末时期所不同的新特点,对西南社会乃至整个中国,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性的影响.本文拟对鸦片在民国时期西南社会的表现形式以及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危害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近代湘鄂川边鸦片种植及其危害

一、近代湘鄂川边鸦片种植征况近代湘鄂川边的鸦片从开始种植到泛滥成灾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为开始种植时期；二是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为普遍种植时期；三是清末至民国年间（1909－1949年）为烟毒泛滥时期。清道光、咸丰年间，作为外国侵略者的特殊商品鸦片和其它商品一道侵入湘鄂川进，同时作为制作鸦片的罂粟种子也随即传入。不过这一时间还只是在一些穷乡僻壤里有零星的种植，如在湘西龙山县境内也只是在偏僻的“明溪（今桂塘乡）、二梭（今老兴乡）和大达乡（今贾市、内溪乡）一带的小…     

清代爱国基家曹仁伯对禁食鸦片的贡献

通过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回顾 ,介绍清代爱国名医曹仁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为了抵制鸦片 ,积极戒毒 ,运用中医药学理论而研制成戒烟丸 ,对国民禁食鸦片作出了可贵贡献。表明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同时曹氏的这一创举 ,在中医发展史上亦是前无古人的。因此 ,我们研习曹氏戒烟丸 ,不仅可以从曹仁伯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受到鼓舞和教育 ,而且对于当前和今后的中医药戒毒工作 ,亦可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议新探

鸦片战争前,鸦片论议中的例禁论不是严禁论。严禁论中存在着“重治吸食”和“严惩兴贩”的分歧。以“重治吸食”、罪以死论禁烟,不应受到肯定;“严惩兴贩”、罪以死论才是合理合情的主张。以封关绝市杜绝鸦片来源的思想和决策是不合时宜的;而弛种土烟与弛禁论则同是想发毒品财。禁鸦片的关键在于打击鸦片贩卖,而不在于断绝对外开放通商。相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商才是杜漏银、裕国计的良策。     

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鸦片贸易同茶叶贸易一起共同成为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上海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上海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中国新兴的贸易、金融与工业中心,除了因为上海的开埠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外,茶叶和鸦片贸易发挥过巨大作用。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港口,而且也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进口港口。更有意味的是,在鸦片和茶叶消费方面,上海同样领中国风气之先。总之,上海的发展同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贸易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金星门的鸦片贸易

位于广东珠江口西侧的金星门,在鸦片战争前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条件,从19世纪20年代外国鸦片船的偶然碇泊所,发展到30年代外国鸦片船的固定碇泊所,四五十年代则成为广州市场甚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市场鸦片的重要供应地。对金星门鸦片贸易的个案作较为深入的分析,对探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演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探讨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是造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朝统治者养成夜郎自大的文化优势心理和对西方科技的盲目排斥,而这正是鸦片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     

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鸦片战争后失事官员责任追究透视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无我们期待的深刻反思。他们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战败责任追究,这包括道德拷问和法律责任追究两方面,这两者是王朝要坚守的根本。但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对一场力量悬殊的中外战争中职守责任的理解与朝廷存在差异,同时他们更关注如何应对战后外部的压力和复杂的局面,要求朝廷能做一些变通。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的分歧构成战后政治变动的内在张力,并预示着整个晚清政局的走向。     

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晚清时期,受鸦片暴利的驱使,四川省广种鸦片,川土的销售和消费都很旺盛,烟土税也成为全省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但旺盛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引起了乡村地区生产结构的巨大变动,使经济与社会发展更趋畸形,因而四川也成为了禁烟的重点省份.经过几届政府官吏的努力,四川省的鸦片在清朝覆灭前几乎禁绝,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正义,但也使当时一些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清末民初贵州禁烟运动研究

贵州曾是旧中国鸦片的主要产地 ,鸦片给各族民众带来的严重危害 ,罄竹难书。清末民初 ,贵州各级政府开展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仅用数年时间 ,基本上消除鸦片的危害。研究这段史实 ,无疑对当今的禁毒斗争有着积极的借鉴。本文依据大量的史料 ,以影响禁烟的部分因素着手 ,揭示实施禁烟的艰难程度。在此基础上 ,分析贵州开展禁烟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措施 ,表现其曲折的过程及其后果。更为重要的是 ,从中总结当年贵州禁烟能够取得暂时成功的主要原因 :1、发展经济 ,实施作物替代 ,禁烟有了经济基础 ;2、正面宣传 ,舆论导向 ,启发觉悟 ,敦促民众接受禁烟 ;3、采取快捷的戒烟方式 ,消除瘾民思想顾虑 ,促使接受 ,实现禁吸 ;4、中英会勘禁烟 ,施加压力 ,使各级官吏高度重视 ,有所行动 ,落实禁烟要求。     

论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

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英法两国和清朝政府都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叶名琛办事不力。但在事实上,叶名琛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受到清政府的褒扬。清廷之所以将广州失陷的责任归咎于叶名琛,一是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没用的臣子,没有昏庸的君主;二是清廷想设法以此转圜。而英法两国对叶名琛的责难则是想以此为武装侵略中国的借口。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美国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扮演次要角色,追随英法,充当"免费搭便车的帝国主义",但又保持其独立性,不甘心小伙计的地位。文章主要论述美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对华政策并分析其现实原因和历史的、社会的,以至民族心理上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