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陶诗》探因

苏轼是我国北宋中期最著名的诗人 ,也是宋诗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共创作诗歌大约二千七百多首 ,其中《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这部分诗 ,是作者在其文学成就最高、艺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完成的。他本人也非常重视 ,亲自把《和陶诗》编纂成集 ,并让其弟苏辙为之作序 ,“以遗后之君子”。 (《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苏轼与陶渊明相去六百年。但陶诗经过这么长时期的流传 ,却被苏轼视为艺术绝诣而“尽和其诗”。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特殊的现象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就苏轼《和陶诗》的成因作初步的探讨。苏轼创作《和陶诗》 ,受到北宋时代…     

苏轼论诗歌创作

作为一个诗人,苏轼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在思想境界和艺术手法方面大量创 新,别具风格,独树一帜,形成了个性特征非常鲜明的“苏诗”。大量的诗歌实践,使得苏轼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得“个中三昧”,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个人特 色的见解。 同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见解一样,苏轼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诗人 应有所感而发,有所为而作。他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 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之咏叹。”苏轼认为,把个 人在思想感情方面对于客观现实的复杂感受加以反映,这就是诗…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谈宋人用东坡赤壁韵的五首《酹江月》

苏轼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游黄冈赤壁时,以磅礴的才气,奔放的豪情,生花的笔触,写下震撼北宋词坛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脍炙人口,久负盛名,连“念奴娇”这一词牌名也为人称作“大江东去”、“酹江月”。诚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说:“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以这首词为代表的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胡寅《酒边词序》),“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正由于苏词别开生面,不同凡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开拓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意境,创造出豪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     

谈郁达夫作品的“灰暗”问题

一九八○年国庆节创刊的《浙江书讯》第一期刊载了一篇《郁达夫小传》,对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适当的评价,对他晚年在海外的爱国活动,直至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也认为是“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文中说郁达夫在三十年代中期“隐居杭州”时所写的作品都“比较灰暗”,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浏览过郁氏这段期间的作品,并不认为他那时真正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他于一九三三年由沪迁杭,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为《中学生》杂志写的《杭州》一文确写了这样的词句:“我们来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     

读苏轼《方山子传》

苏轼的《方山子传》是一篇写得十分别致的传记体文。本文拟就其写作时间、当时作者的思想状况以及文章的主要艺术特色等方面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方山子传》究竟写于何时?目前,大家的看法尚存在分歧。如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该文之“解题”、牛宝彤先生选注的《三苏文选》、丛鉴和柯大课两先生合著的《苏轼及其作品》中都认为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而颜中其先生编注的《苏东坡轶事汇编》附《苏东坡年表》、刘乃昌先生选注的《苏轼选集》、王水照先生选注的《苏轼选集》中则都认为写于元丰四年。 《方山子传》中有这…     

试论佛道对苏轼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浩瀚的海洋,深奥无比,再将苏轼与此相连,显然是个肃然 起敬的命题。许多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一个较为大多数人承认的结论,这 就是:苏轼一巨儒政治家。由确认而推出一个命题:因为儒家是入世哲学,因而儒家 对苏轼一生起着积极影响。命题进一步又推出另一个命题:苏轼一生屡遭非难,但仍积极进取,这皆由儒家积极入世而使之。而所谓“人生如梦”的抑郁感伤等悲观的封建士大夫颓废情绪皆由佛、道消极厌世之所为。 显而易见,其“功”是儒,其“罪”在佛、道。事实果真如此?其命题果真客观、公允? 我无意于一概否定,亦不想众…     

保椒塔初建于何时

中外知名的杭州保俶塔初建于何时,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有关书籍中说法不一。一说此塔系吴越开国之主钱镠在位(893—932年)时,由宰相或大臣吴延爽所建(如《杭州与西湖史话》、《西湖揽胜》等);另一说则认为塔是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年)由钱俶母舅吴延爽所建(如《杭州史话》、《中国名胜词典》等)。我以为二说的年代皆为不当。对于保俶塔是吴延爽所建,南宋《咸淳临安志》、《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志     

苏轼“寓意于物”论与儒道佛思想

苏武在11世纪提出了“寓意于物”的美学思想。他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他认为留意于物,滞留于执求物欲,贪得无厌,会招致祸患。寓意于物,寄托情意于物,不是停留于意欲占有此物,就能使人怡悦,而不会产生祸患。他在这里借对于书画艺术的审美态度而泛论人生态度。从审美学的角度来看,则可以看到,苏轼提出的“寓意于物”论,涉及了审美态度最重要的特征:它是非物质功利占有的、寓寄情意、使人怡悦的观赏态度。苏轼这种观点,比康德早了七百多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苏轼关于“寓意于物”的这一美学思想,是…     

论唐君毅的文化哲学

唐君毅(1909—1978)乃现代新儒家之重镇。他特重文化哲学的重建。他的1 文化哲学的中心观念是“道德自我”即“道德理性”。他在抗战末期出版《道德自我 之建立》时即已确立这一中心观念,在50年代末出版的文化哲学著作《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更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念。他将人类一切文化活动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视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为道德自我分殊的表现。他指出:“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     

清代浙东学术研究的新篇章——《万斯同年谱》评介

在浙东学术研究这块尚待进一步开拓的园地上,原浙大国史教授陈训慈先生(1901-1991)不愧为识途老马。他早在1931年就发表了《清代浙东之史学》(《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一文,纵论“学风递嬗”、“渊深流长”之浙东史学。近来,他与宁波大学副教授方祖猷先生通力合著的《万斯同年谱》,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完整的万氏年谱,     

黄宗羲 刘宗周思想比较初探

一个是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皦皦完人,一个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如嵇文甫先生所言,梨洲之学,远宗阳明,近承蕺山,但考察黄刘关系的文章至今付之阙如。本文仅宇宙观与人性论方面,并结合两人所处的时代,作一剖析。一黄宗羲的哲学与他的明快锐利的政治见解相比,每每给人以晦暗驳杂之感,以致迄今众说纷纭。其实,黄宗羲的哲学是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力图使各种对立的观点折衷为特点的。除了人所共知的“盈天地皆心也”“盈天地皆气也”这二个自相抵牾的哲学命题同见于《明儒学案》外,还有“尽天地间皆是理”(《答忍庵宗兄书》这一全称判断。     

简评《诗词论析·续集》

粉碎“四人帮”以后,哈尔滨师大中文系教授张志岳同志,以年老多病之身奋力从事著述。不久前,他的新著《诗词论析·续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古典文学研究者、爱好者的欢迎。《诗词论析·续集》共收入探讨中国古典诗词的论文十七篇,绝大部分作于1978、1979两年。这十七篇论文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论”,“论”中有“析”,共占七篇,或则就中国诗歌总的发展趋势来探讨问题,或则就历史上著名作家屈原、鲍照、杜甫进行研究,分析他们的思想或作品。另一类主要是“析”,“析”中有“论”,侧重对某些广泛流传、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奉先咏怀》、《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武侯庙》,王安石的《读史》七律,苏轼的两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等,进行剖析,字句推求较多。可见,有论有析,论析结合,是该书一大特色。     

阮元与诂经精舍

阮元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为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先任浙江学政,后任巡抚,与杭州颇有渊源。他在西湖之滨、白堤尽头所创建的诂经精舍,在振兴浙江文教事业和推动晚清学术发展方面功绩卓著,值得加以研究、总结与阐扬。阮元于嘉庆二年(1797)任浙江学政时,曾在杭州孤山南麓构筑了五十间房舍,组织文人学子编成了《经籍纂诂》这一规模宏大的古汉语训诂资料汇编。及嘉庆六年(1801)①,阮元奉调抚浙,遂将昔年纂籍之屋辟为书院,选拔两浙诸生好古嗜学者读书其中,颜其额曰“诂经精舍”。同时又在西偏修建了第一楼,作为生徒游息之所。     

当月热读

《自食恶果》([美]迈克尔·刘易斯著,中信出版社)迈克尔·刘易斯是个天才作家,他于1989年出版的《说谎者的扑克牌》、2010年的《大空头》皆为畅销书排行榜上介绍华尔街历史和内幕的首选佳作。《自食恶果》承袭过去数本畅销之作的拿手绝活,首次将视角转向欧洲这片土地,对欧债危机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解读。     

关于茅盾在日本移居的考辨

茅盾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去日本,一九三○年四月归国。他在日本究竟移居几次?这即使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交代得不很明确。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同正确解释他在日本创作的长篇小说《虹》为什么中途搁笔有密切关系。《虹》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巨制。作者本意是想表现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中国历史之“壮剧”。但实际上,此书仅从一九一九年写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为什么没按原计划完成而中途搁笔呢?茅盾在写于1930年2月1日的《虹·跋》中解释说:“右十章乃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七月所     

杨“六郎”、焦赞、“三关”考实——“杨家将”史事识小录

<正> “杨家将”故事脍炙人口,几于妇孺尽知。既往据史籍所载杨业一家数世事迹,以考此传说之来历、衍变及其史实背景,尤多筚路蓝缕、阐幽发隐之创获。然其间所论,亦不无未当人意之处。姑举杨“六郎”、焦赞、“三关”三事,以示未敢苟同,谨献曝于通家。“六郎”解杨延昭被称为杨“六郎”,始见载于《隆平集·杨延昭传》。谓:“(延昭)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情畏服,上呼曰:杨‘六郎’。”后之史籍皆沿其说,仅于文字略有更易而已。如王称《东都事略·杨延昭传》作:“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人畏之,呼为     

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成年辨正

此书收《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即《传习录》中篇,系阳明重要论学书札之一。《阳明年谱》载此书于嘉靖五年丙戌条下,谓“八月答聂豹(文蔚)书。”按《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条记:“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续刻于越。”钱德洪《传习录》中篇首序云:《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属“元善(南大吉)所录之旧,”钱氏仅照此移录。故此书不可能成于嘉靖五年,只能成于嘉靖三年十月以前。此书已倡致良知,《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已条云:“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故此书又当成于正德十六年以后。     

黄宗羲的真理观片论

一、“寒芒熠熠,南雷之村”黄宗羲晚年自号“南雷”,似乎别有深意。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他五十三岁写成《明夷待访录》一书的《题辞》,自署“梨洲老人识”,“梨洲”一号以后并不常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他六十六岁在《留别海昌同学序》这篇名文中,慨然自称“余南雷之野人也,气质卤莽”,同时,猛烈抨击当时道学圈子中空疏狭隘,“封己守残”的学风。此后,他编定自己的文集、诗集以及《黄子留书》等,均冠以“南雷”二字。全祖望就其处于“贞元之运”的一生学行,赞之为:“鲁国而儒者一人。矧其为甘陵之党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亿万年,吾铭不泯。”且谓其“建续钞堂于南     

宋人“和陶《辞》”考

“陶《辞》”在北宋最先受到欧阳修、苏轼的推重,苏轼谪海南后作《归去来兮辞》追和陶作,并致函命苏辙和作,因苏辙时当谴谪而未果。苏轼去世后,苏辙为表达对苏轼的纪念,发起了约请“和陶《辞》”的活动,同时参与者有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士人。尽管和陶《辞》之举受到晁说之、王若虚等人的批评,这一行为仍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通过对宋人“和陶《辞》”的系统梳理,可以探究诸人和作的动因,分析和作对原作辞境的点染与开拓,亦可见部分和陶《辞》不可避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