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

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维护注疏说解与文献原典本旨之间的一致性。判断文献内容与注释表达的一致性,进而进行训诂批评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这是训诂学领域里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文献原典到现代读者之间存在一个可循环链式关系,包括原典、传注、义疏、讲义、笔记等五个典型环节。各环节均由人、意、言、文等四个要素组成。“文”是训诂学者最关注的基本现象。文献是训诂的立足之本。文献里“言”与“意”的矛盾是训诂学者要面对的基本矛盾。“言”与“意”之间是不完全一致的。用反证法可以证明这条“表达不一致定律”。据此建立“表达率”和“理解率”这两个关系式,可用来解释表达上和读解中的各种现象。关于训诂的正确率问题则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关系式导出答案。原典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不至于完全陷入表达不一致定律的作用里。拆分原典时使用的分析单位越小,训诂正确率的值就越接近于理想值。由此可知为何传统上对汉语文献的研究往往以“字”为分析单位。最后归纳出训诂批评的四项基本标准：对原典中各个字的历史、各个词语的历史、各个词语组合情况的历史是否了解以及表达训诂结果的时候,训诂者的语言和行文是否符合规范。     

训诂方法举隅

何谓训诂,《说文》日:“诂,训故言也”。“训,说教也”。张辑《杂字》说:“诂者,古今之异语也”。《尔雅》则进一步推广开来,认为训诂不仅“释古今之异言”,而且“通方俗之殊语”。可见,用通行的话对古代语言文字或方言字义加以解释说明,都可以叫作训诂。因此,除音训、形训、义训之外,还有多种的训诂方式值得探讨,如以音韵、方言、转注、通假、破读、校勘、语法、修辞、典章制度等等,都可以作训诂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古书的注解,自更属训诂的范畴了,现分述如下: 一、以音韵明训诂训诂之法有音训,但音训并不能包括以音韵的方式明训诂者。古音的运用,除了利用语言的某种配合关系来构词,利用声音有     

当代训诂学性质刍议

我国传统语言学即广义的“小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三个部门。训诂学的观念经历了从古代、现代到当代三个发展阶段。训诂学不是字义学或词义学, 也不是语义学, 从本质上说, 训诂学就是注释学, 当代训诂学应该属于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它跟现代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当前的训诂学应该破除门户之见, 正确认识其学科性质, 致力于训诂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训诂材料与古汉语文选教学

传统训诂材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凝聚着历代学者的训诂经验和学术成果,体现了语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它不仅为打开古代文献之门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而且对于古代汉语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应用价值。古代汉语教材文选中的注释植根于传统训诂材料,并有所改造和发展,因而在文选教学中有必要针对具体语言现象,运用训诂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代相关的各类训诂材料加以鉴别,比较古今训释的异同得失,从而发现问题,穷原竟委,揭示语言的事实和规律。     

“训诂”的由来及含义

训诂是一门传统的学问,但“训诂”一词究竟自何而来,它的含义又是什么,学术界迄今未能很好解决。本文考证发现,今日之“训诂”,就是汉人所言之“训故,而非《毛诗故训传》“故训”之倒言。其含义,当为“顺释古言”,即注释古书,包括释词义、顺文义两个方面的内容,而非“解释异言”与“道形貌”的简单结合。     

“述而不作”与训诂的传承和创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孔子一生治学为文的重要理念和行为准则。历来注家皆以孔子治学只述不作,却又极力为其回护,以为“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遍览《论语》全书,通观孔子终生进德修业的言论行事,其所谓“述而不作”之“作”,乃“诈”字之假,即他所极力反对的“不知而作”的“虚假妄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尊重历史、观照现实,温故知新、不妄作解人的重要命题;是学为人师、实事求是作风的具象表述;同时为一切训诂之根本大法,并铸就了中国经典文献诠释的基本范式。     

明训诂,审辞气两三则

训诂又叫故、故训、诂训。毛亨给《诗经》作传注,写了《毛诗诂训传》。孔颖达解释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描述)物之形貌以告人也。”讲通俗点:诂是用普通话释古话、地方话,训则更推广到对字、词、句、段、篇的全面探讨。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训诂”当成一个概念、一个词,把“训诂学”等同于“语义学”。是黄侃先生说的“用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学问”。《毛诗诂训传》是专门解释《诗经》的训诂专著。《尔雅》、《说文解字》、《广韵》、《康熙字典》、《辞源》等,是收集群书故训,分类(或依词义、或依语音、或依笔形)编排的训诂词典。 下面谈第一个例,“去”的各种词义。 去:许慎据篆形,解为“人相违也;从大,声”。段玉裁注:“人离,故从大;大人也”。《说文》去部另收“”、“”,均从“去”得义而训“去也”。考近出土甲骨、金石、盟刻,字皆上从“大”,下从“”、“”或另增笔符,没有作的;明许“声”说还值得商订。但许说“去”本义是“人相违”,即“人离去”,这却是验诸古书出例而可信,是历代训诂学家、文字学家公认不疑的定训。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训诂校勘札记

笔者学习训诂校勘之学,偶有一得之愚,随手札存。兹捃录数则,略加爬梳,以就教于师友同仁。去王力先生认为,“去”字在古汉语中无“往”义,现代汉语用“去”为“往”是受方言影响而造成。近来余朴和夏渌两先生由此而撰文争鸣,余先生认为甲骨文时代去字就有前往之义,夏先生则提出反驳,倾向于王先生的观点。他们主要是以古文字材料进行论证的,对文献中去字有无前往之义未赞一词,本文企图在这方面稍作补苴。的确,先秦文献以及后世那些奉秦汉古文为圭臬的载籍中,用为往义的去字是寥若晨星的。难怪王力先生会得出古汉语去无往义的结论。据笔者初步考察,至少在魏晋南北朝就有去作往解的实证:     

于鬯《香草校书》训诂研究的学术价值

于鬯《香草校书》中含有大量训诂校勘语料,在校勘方法上,于鬯善于从文字训诂角度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形成了其独特的校书特点。其中不少研究材料可以为今日之研究提供研究材料,研究从语词训释、文字考证和文献校勘三方面梳理于鬯校书特点,并结合今人之研究成果对其研究内容加以考证,从而彰显其学术价值及其对语言文献研究的现实意义。     

词义训诂与文化史研究的新硕果——评王作新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化语词类谭》

王作新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化语词类谭》一书已经付梓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简称《类谭》）,这是他在学术田野里辛勤耕耘而结出的又一丰硕成果,作为同事与学生,我们衷心感到高兴。《类谭》全书近20万字,所涉古代文化语词包括“服装穿戴”、“食品饮料”、“房屋建筑”等十类,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者将文化语词的内容与其生成的文化历史背景紧密结合,采用类义聚合的方法,对语义相近的词语进行语义成分的异同辨析,这是继黄金贵先生《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简称《辨考》）之后将词义训诂与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又一成功范例。     

训诂家在词义发展中的作用及局限性

即使是最完美的辞书,也存在释义上的谬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与辞书义项的训释与训诂家个人对词义的认识不无关系。     

论谐声字训诂

论谐声字训诂胡从曾谐声字包括彩声字、转注字以及会意字中的亦声字，凡字中有声者均属之，故数量极大，约占汉字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段玉裁说：“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１］这就是谐声字训诂的理论依据，而其关键则是...     

训诂的逻辑方式

训诂的实质是对古代文献的词句进行意义解释,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它要使用的材料可以包括书面语言的形、音、义以及各项相关的文化历史背景知识,但这些东西是训释对象的一部分而不属于训诂方法的范畴。作为一种思辨过程,训诂所遵循的必然是逻辑思维的基本方法即归纳、演绎等等。分析训诂的逻辑方式可以使我们正确理解训诂学的原理及其工作方法,这有利于增强阅读古籍的能力,也有助于训诂学在新形势下能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     

《周敦颐集》正文训诂浅析

《周敦颐集》是宋代理学的重要文献典籍之一,其正文训诂对我们理解其思想内涵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训诂内容、方法及其使用的训诂术语等方面对其中的训诂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训诂术语“犹”的释义特点与字典辞书义项的设立

训诂术语＂犹＂的释义特点是＂义隔而通之＂,虽然有少数带＂犹＂的训诂是同义相训,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为提示随文释义而设立的术语。而目前的一些字典辞书,却以这种训诂资料为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依据来确立义项,因而造成失误。文中举例分析了这类义项,指出,以带术语＂犹＂的训诂资料为主要依据来确立义项要慎重。     

试论《文选》李善注的训诂成就和局限

《文选》李善注的成就在于首先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文学文献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其次是为后世研究语言提供了资料和课题,并对后代训诂和选学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李善注也存在训诂局限,但同其成就相比,犹白璧微瑕。     

从方法论看戴震的训诂研究

戴震在训诂方法研究上的成就在训诂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以及六书在训诂中的作用,提出了“以字证经,以经证字”的训诂原则和方法,为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戴震又是一位哲学家。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他强调对规律的探索,重视比较、分类、分析、综合等方法的运用,并强调实证的重要性。他的哲学思维方法是他在训诂学研究领域所赖以取得成就的方法论基础。     

简论朱熹的训诂原则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不仅是理学大师,而且在训诂学上亦颇有建树。朱熹采取由训诂以通义理的做法,既注重义理也绝不偏废训诂,其训诂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重视旧注,博采群说;实事求是,阙疑处不强作解;不墨守成说,自创新解。这些原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朱熹对待训诂的态度,几乎贯穿于朱熹的整个训诂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