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贫困”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难题,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据估计,目前全球共有13亿左右贫困人口,并且还在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长。为此,联合国曾将1996年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呼吁各国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贫困问题。我国在20世纪末的20年间,由于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反贫困政策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农村贫困状况得到了迅速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     

相对贫困标准及相对贫困人口比率

相对贫困是收入相当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一个较低比例的社会生活状态,相对贫困人口比率是指相对贫困人数占全体人口的比率。由洛伦兹曲线可以求出相对贫困人口比率,通过消除相对贫困可以有效降低基尼系数。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农村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

摘　　要: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在讨论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并用Shapley值法对之进行因素分解,并采用CHNS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缓解贫困,需要进一步采取瞄准式扶贫措施来解决的结论 。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主观贫困包含着大量客观贫困无法体现的信息,是客观贫困测度的一种有效补充。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的主观贫困效应的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调研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主观贫困感受的决定因素以及主、客观贫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按照CSS数据中居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将居民划定为主观贫困和非主观贫困两种状态;其次,为了更加灵活的捕捉连续变量的影响,利用所提方法对影响主观贫困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主、客观贫困测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主观上的贫困感受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规模、人口结构、教育水平、资产积累、医疗支出、家庭遭遇困境事件、居住位置等因素均会显著改变主观贫困发生的概率。因而居民主观贫困的脱离不仅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从政策上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困境的能力都对提升居民安全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城镇贫困的特征演变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了1988-2013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以利用“马丁法”计算的各省历年贫困线作为贫困识别标准,发现25年间城镇地区的贫困率下降明显,尤其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的贫困率已经很低,贫困人口以选择性贫困为主,即消费不足成为我国城镇人口贫困的主要特征。家庭人口多、有未成年子女会有更大概率陷入贫困,而教育和稳定的就业则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当前我国城镇地区的贫困人口认定和救助主要以收入为标准,本文认为应充分重视贫困人口消费不足的问题,拓展专项救助的范围,同时增大对教育、卫生、住房等基本民生保障的投入,减少低收入群体的过度储蓄,并特别关注贫困青少年的精神和物质消费需求。     

城市贫困人口贫困状况的代际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对个体而言,其陷入贫困的原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个人和家庭的因素.美国学者Oscar Lewis在上世纪50～60年代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文化的著名理论(G.伦斯基,1988).这一理论的要点是:在社会中穷人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相对隔离,因而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的亚文化.处于贫困文化当中的人有其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     

边疆地区农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模拟分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利用2000-2009年新疆农村收入分组数据,首先计算历年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情况;其次对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最后模拟分析各个贫困指标对贫困线变动的敏感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新千年开始后新疆农村贫困程度变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大体经历了大幅下降、平缓变动、小幅上扬三个阶段;FGT贫困指数分解后发现,各期影响因素作用不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或者恶化产生了不一样的减贫作用,贫困线上调最明显的效应是新疆农村贫困面扩大;模拟贫困线上调后发现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幅度的变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新疆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复杂,最近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尤其是最贫困人口的境况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贡献度的一种新方法

文章对衡量通货膨胀对贫困影响的传统方法提出商榷,提出能够准确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人口在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维度影响程度的新方法,并具备推广到更多贫困维度的特性.该方法以具有加法可分性的R贫困指数为基础,利用Sharply方法对贫困改善的通货膨胀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分解,根据2004～2010年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通货膨胀因素对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贡献度,较为精确地测度了通货膨胀对贫困群体的具体影响.     

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 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的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贫困代际传递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鉴于贫困代际传递存在的事实,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结合有序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贫困代际传递居民幸福感的Likert值低于非贫困居民,贫困代际传递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贫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贫困代际传递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公平、阶层流动机会和社会信任的感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也会通过影响情绪,进一步调节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     

“贫困”何时休？：论当前城镇贫困现状

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然而当时社会公众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评论和九十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是针对脑体倒挂、个体和营业主、承包、承租者和一般收入者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到了九十年代，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高收入者的主体加入了大批通过非市场手段致富的人厂是国有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三是收入高低悬殊的情况已比八十年代显著得多。由于这三方面的变化，贫困问题也就成为阻碍我国发展的一大问题。一、职工贫困现状据国家…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研究

 基于CHNS的八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本文使用贫困发生率和平方缺口指数对农村贫困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把贫困变动分解为长期贫困效应、脱贫效应和返贫效应。实证结论表明,虽然长期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是近期长期贫困的平方缺口指数表现出一定程度上升;脱贫效应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因素,返贫效应则是加剧贫困的诱因。此外,匿名性与非匿名性的增长率显示,匿名性低估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从而高估了实际贫困。     

亲贫困增长分析的理论基础及其改进框架

在现有亲贫困增长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发展状况剖析亲贫困增长的类型与内涵,厘清亲贫困增长的研究思路,从贫困缓解、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出发,提出亲贫困增长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建立基于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的亲贫困增长分析矩形模型,并对该模型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进行了探讨和拓展,以期完善和修正中国的亲贫困增长理论和测度方法。     

边境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算与空间分布——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利用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新疆南疆三地州多维贫困状况,研究了贫困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得到以下结论: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138;从多维贫困组成看,收入低、饮水困难、教育水平低、卫生条件差、少数民族汉语能力差等是核心问题,且收入贫困户几乎都是多维贫困户;从多维贫困空间分布看,克州地区最为严重,其次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阿克陶县和疏勒县形成第一贫困级,阿图什市和和田县形成第二贫困级,疏附县和墨玉县形成第三贫困级,其他各县形成第四贫困级,且边境县多维贫困状况更加恶劣。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灰色关联分位评价方法与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为了提升乡村振兴阶段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准确性,文章聚焦贫困的多维属性,利用灰色关联理论构建了一类新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多维贫困识别方法。该方法将被测主体视为空间中的几何形状,利用几何特征对比替代传统方法中的双重临界值,降低了临界值选取对识别结果的主观影响,以分位数指标为基础实现了对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同时拓展了灰色关联评价模型,讨论了识别结果的加总与分解,建立了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分布指数与多维贫困深度指数。最后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城市,但是贫困分布和贫困深度差距不大,各贫困维度的贡献率在不同区域和城乡范围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教育改善贫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教育对于增加收入、改善贫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目前多维贫困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本文在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种贫困识别标准下,分析了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异质性,考察了该效应是否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分层LOGIT模型的估计,本文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发挥教育改善收入贫困效应的重要舞台,对于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则不明显。本文得到的一个重要扶贫政策建议是要发挥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必须注重精准扶贫与发展地区经济相结合;但仅仅发展经济,不一定能保证教育对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减轻多维贫困需要更加重视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保证。     

安徽城镇居民贫困变化探析

90年代中期以来,安徽城镇居民贫困发生了变化。在贫困特点上,不再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而是缺少某些生活必需品而形成的一种狭义的相对贫困;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上都有加剧趋势。本文依据有关统计数据, 对全省城镇居民的贫困状况及贫困程度变化进行了测定, 并分析了原因,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