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补史艺文志的形成和发展

补断代史经籍、艺文志,是补志之一种。自清康熙间黄虞稷承修的《明史艺文志稿》始至道光中140多年间,大致经历了创始、形成、发展3个阶段。道光以后的60多年间,是繁荣时期。本文仅论述道光以前的补志情况。     

借鉴历史经验促进西部大开发--清代陕南山区资源开发个案分析

清代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的半个世纪之中,流民大量涌入陕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表现出强烈的盲目性、粗放性.道光以后,陕南经济急剧衰落.文章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角度系统考察并深刻揭示了开发与发展、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对于促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嘉道之际福建霍乱的传入及其流行

清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间，古典型霍乱在中国广泛流行，福建也是此次霍乱流行的一个重灾区。通过考察清朝福建的海外贸易，并分析嘉道年间福建霍乱流行的时间和区域，霍乱病极有可能是直接由东南亚国家经过海上贸易传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广东传入福建。     

城市地价动态监测中有关问题探讨

在对我国已有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工作评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地价及其动态监测系统,提出城市地价动态监测体系是一个由点、线、面组成的网络系统。利用已构建的城市地价动态监测体系对西安市城区地价变化进行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地价的空间变化分析、时间变化分析及相关变化分析。最后指出城市地价动态监测体系的应用领域。     

道光朝清廷在贵州苗疆的治理和法律控制

道光年间，清朝在贵州苗疆的统治已愈百年之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清廷为了加强对贵州苗疆的统治，在前朝立法和政策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调整，加速了贵州苗疆的内地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司法管辖上，通过治苗条例、章程等具体制度层面上的灵活调整，逐渐施行与内地一致的法律制度；二是在处理苗汉关系问题上，道光朝对此前的民族封禁和隔离政策有所松动。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利于贵州苗疆各少数民族和周边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微型宗族组织的衰落过程研究——歙县驼岗萧江氏的世系演变与祀产经营(1869—1928)

驼岗萧江氏是歙县萧江氏的主要支系之一,嘉庆至道光初,这一支系中一个新的房支允胜公支系及其祀产形成。该支系同治年间修撰的家谱及光绪末开始记录的祭祀账簿,反映了人口与经济变化。经济力量不足始终制约着该支系不能分化为规模更大的宗族组织,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他们大量的人口损失,此后一直难以恢复。民国初年,该支系只有两名男丁,无法维持宗族祭祀,从而解体。在这一案例中,人口损失是宗族衰落的主要因素。     

湖北省城镇地价指数测算研究——以仙桃市地价指数测算为实证分析

本文从地价指数入手,提出城镇地价指数体系、城镇地价指数测算模型,并使用湖北省仙桃市地价资料对模型进行测试。旨在为湖北省地价指数编制和全面建立湖北省土地价格体系提供借鉴,为探讨区域经济与地价指数的关系提供思路。     

包世臣与晚清今文经学经世思潮的传承

经世思潮的盛行,源于乾嘉年间常州学派的提倡,而至龚魏时则大为显耀,成为学术界的翘楚。传统观点认为．今文经学在常州学派的提倡下,转变为经世思想,后被龚自珍、魏源等接收,演变为道光年间的显学。然而,学术界对两者之间的承接却讳莫如深,或者牵强。事实上,包世臣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将常州学派的思想传递给龚自珍、魏源等,进而导致了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盛行。     

区位因素对商业用地地价的影响——以烟台市为例

本文阐述了商业用地土地价格高低变化中区位因素的影响,将传统区位因素按照对商业的影响归纳成三类,并依据烟台市实际数据依次分析了这三类区位因素对地价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区位因素的优劣影响地价的高低变化.从宏观上来说,烟台市各区之间的区位差异导致各区之间地价的起落;从微观上说,同一区内的区位因素差异导致区内的地价高低变化.     

成都武侯祠塑像沿革与保护

自唐代武侯祠中塑像之后,历代逐渐增多。清康熙年间武侯祠重建后,两廊塑像已成规模,道光年间调整后沿袭至今。各尊塑像具体塑制年代的考述。1971年至今的塑像维修保护。对塑像保护不利因素的讨论。     

清代道光间秋红吟社考

明末至整个清代,女子结社的风气非常盛行,这是此时女性文学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纵观清代女子诗社的发展历程,道光年间在京城出现的秋红吟社是后期诗社的代表之一。它存在的时间较长,成员前后有顾太清、沈善宝等十几位诗人。这些女诗人不但来自北京、杭州等地,且民族不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此前女子结社时的组织原则,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龚自珍笔下“落花”意象的新变

龚自珍诗歌中“落花”意象的出现频率极高。龚自珍不仅结合清嘉道之际暮气沉沉的时代背景，以落花自喻，抒发一生襟抱未开、先觉于时代又不得脱离时代的壮志难酬的悲情，更通过对传统落花意象的重新诠释和组合，与花共鸣，将花作为生当“末世”屈居下僚的才智之士潜在的不朽价值的象征。诗人一扫传统诗词中落花纤弱凄婉、缠绵哀怨的阴柔之气，代之以充盈生动、鲜活激扬的阳刚、壮美格调，将落花所预示的新生与诗人除旧布新、改革图强的精神相扣合，进而借落花群像传递出诗人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和急切的社会变革愿望。     

试论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土地买卖——以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为例

清代清水江流域土地买卖的主要原因是村民需要银、钱使用,次则缺米食用以及合卖、转卖等;其特点表现为:一是田产、山地、土、园地和房屋地基五类土地交易价格差异较大;二是道光二十年前多以银为货币,之后基本上以钱作为货币;三是部分保留了宋代以来"先尽亲房、再尽地邻"的传统,但有较大突破,土地交易的自由度加大,反映了清代宗法关系日益走向松驰;四是土地买卖趋向集中。木杉村的土地买卖凸显了清代土地买卖日益商品化的特征,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

四川引种罂粟,可能始于唐代。清道光以前,该省有24厅州县出产此物。晚清时期,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生产省,绝大多数地区皆种有罂粟,而川东一带特盛。清末,全省约有350多万亩土地被罂粟所侵,年均鸦片约12万两。究其动恩,是因为:四川具备种植罂粟的适宜自然条件和固有基础;中国政府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或禁而不力;加以长江航道改善,高额利润诱惑。于是很多农民趁机习得罂粟种植、鸦片加工技术,从事毒品生产活动。当今开放时代,欲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固亦须远离毒品之害。     

晚清田赋负担水平若干问题的考察

晚清时期,政府统计的田赋收入由约0.3亿两渐增至0.5亿两,而实际征收的田赋估计要增加1倍。与此同时,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农业产值也有明显的增长,清末实际征收的田赋额尚不到农业产值的3%。从这一角度看,田赋负担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由于耕地占有不均,大量的农业剩余为封建地主所有。此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减少和人均农业产出的下降,晚清田赋实际负担水平较清代前期有较大幅度下降的观点并不成立。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关于改革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思考

土地限期使用制度，严重限制了投资领域，使工商实业投资行为短期化，整个社会资本，成了游资，进入股市，则股价暴涨，进入地产，则房价飙升，进入国有土地，则投机加剧，导致城市粗放扩张，使经济社会发展大起大落。因此，改革和调整土地生产关系，已势在必行。     

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花溪青岩书院及其学子

清代后期贵州教育迅猛发展。时任贵州的地方官员认为,贵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落后,主要原因在于文教不兴,应该采取措施教化当地民众。清政府多次议准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官学、社学、义学、私塾、书院等以发展教育。道光时期花溪青岩书院以民间捐资义学的特点而成立,书院倡导教学相长、扬其所长的学风,奉行儒家的教育思想,让书院的人才辈出,闻名于世。     

苏州昆班考

明清以来 ,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明代万历年间 ,苏州“上三班”以申时行家班最为出色。清代康熙年间 ,苏州的昆班多达千数。乾隆时 ,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立梨园总局 ,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行会组织。晚清以来 ,姑苏四大昆班活跃在江南城乡的舞台上 ,其中全福班在道光七年和光绪二年曾两次远征山西演出。而 192 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成立 ,则使昆剧人才传承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得以培养出各地昆曲剧团的大批新人 ,继承发扬 ,昆史流芳 !     

论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特点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之风兴起,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士林风尚,由于它兴起于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加之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与传统史地研究有所不同,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从多方面对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