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杂居族群的交往与整合——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贺州市地处湘、粤、桂三省结合部,自古以来汉、瑶、壮族群在这里交汇融合。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族群迁徙,呈现出族群相互渗透、风俗互化的历史画卷。虽然族群差异仍然存在,但区域内共同的经济、文化、心理特征越来越明显,奠定了多族群融合的基础与和谐共处的分布格局。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族群身份之论争: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郝瑞与李绍明的论争分析

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与中国民族学家李绍明展开的关于民族和族群的论争,是在中国人类学走向国际化的一次交流与互动.     

多族群杂居区壮族与客家的互动:以贺州大盘村为个案——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之二

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壮族与客家的互动极为普遍,这种互动往往是双向的.由于不同地区人口的相对规模以及族群结构的不同,因此互动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人口较少的族群往往容易受到人口较多的族群的影响,更多地接受对方的文化.在贺州这个壮族人口相对较少、客家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壮族虽然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以及风俗习惯,但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客家习俗的影响.     

论族群与民族

族群概念的引入和使用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族群概念的界定是多义的 ,有的强调族群的内涵 ,有的强调族群的边界 ,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但简明准确的界定可以概括为“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 ,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族群与民族的区别是 :(1)从性质上看 ,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 ,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 ;(2 )从社会效果上看 ,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 ,而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 ;(3)从使用范围上看 ,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 ,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族群与民族的联系是 :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 ,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 ;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 ,还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     

族群互动中的文化自觉——以广西客家族群关系为例

本文以广西客家族群关系为例,探讨族群关系在文化自觉的指令下,族群互动的方式、特征、规律及其作用.认为以文化自觉为指导的族群互动体现了国内族群关系的一般规律与特征;造就了和谐的族群关系,使客家文化成功转型不断创新,并使客家族群和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文化自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对构建现代和谐的国内国际族群关系具有显著意义与作用.     

道路与族群互动——南丝绸之路上的都兰县及其研究

道路作为一种载体,连接着不同地点和不同群体,人与物通过道路得以流通,文化文明通过道路得以传播,族群通过道路得以互动和交融。因此,道路不只是足下之物,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它是一种具有时空印迹的符号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本文以丝绸之路青海道之河南道段上的都兰县为田野点,以贸易(市场)、政治和文化交融为三个维度,讨论道路对族群互动的影响,借以论述都兰县一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有关族群和族群性的概念多种多样。族群与民族均来源于西方,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在对族群的研究中,族群认同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内容,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生物学的理论、人文 生态理论、权力和分层理论及整合的族群关系理论等。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15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1949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族群互动下的语言接触——以广西富川为例

族群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互动必然要以语言为沟通手段,族群互动产生语言接触。本文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结合该县各族群文化交往的历史和语言演变的进程,探讨族群互动中语言接触的特点和规律。     

族群互动与生存性智慧——以凉山彝族为例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历史上,在这个区域曾经出现过大大小小17个族群名称。为了争夺自然资源及政治资源,这里族群冲突频发。本文试图借助彝文古籍探讨彝族先民在复杂的族群环境中的互动策略,结合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材料和个人经验,勾勒出彝族人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生存性智慧。     

壮族与客家族群互动中的语言关系

在壮族与客家族群互动中,由于语言竞争、互补和同盟,形成了双语制、语言转用、语言成分借用的语言关系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族群关系的变化,两个族群的语言关系将出现竞争减弱、互补变化、同盟延续的特点,并最终走向和谐共生。     

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

粤东客家地区几个族群互动研究案例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或称原生论)与情境论(或称工具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虽说是基于语言、血缘、习俗等文化特质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以族群的互动为前提的.同时,粤东地区的调查点还说明,经过认同与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这些观点都有利于族群研究的深化.     

再论"族群"概念与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路径

自从族群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族群与民族、族群意识与民族意识已经成为民族研究的主题。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着再次对“民族”与“族群”概念、民族意识与族群意识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接着对美国和我国所采取的族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一番仔细比较分析;对解决族群矛盾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只有淡化“族群意识”,加强各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遵循族群发展的自主性和客观规律才能较好地解决我国的族群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

本文认为,当前"族群"和族群理论的应用在一定范围内泛滥,有取代"民族"概念的趋势,应该引起注意.两个概念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互相取代."族群"概念应是"民族"概念的补充,是对"民族"的细化研究.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含义和关系,有利于正确地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     

晚清甘青民族走廊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基于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的考察

民族走廊地带若干民族多元共生、彼此交融的局面由冲突与沟通共同促成,尤其是地域相连带来的冲突,往往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糅合力”。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因争夺公共资源、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群体性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缩影。其产生与解决暴露了人口增长、环境压力、族群互动等社会变迁带给国家治理的诸多考验,亦展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威如何同时引导和塑造地方层面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范围得以不断调整和重申,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由此,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的互动互容性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日益绵密,逐渐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为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地理—文化基础。     

区域网络、族群关系与交往规范——基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田野经验的讨论

以来自中国西南边陲与东南亚地区的田野经验为基础,分析区域中多族群往来中所形成的交往规范,进而分析不同群体在区域"流动的地方性"中所形成弹性、灵活的族群关系、生存心态与实践策略,以期重绘理解区域社会体系复杂关联的动态图景。     

族群互动背景下的明清澳门建筑文化特色

族群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就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理论探讨,并积极开展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其中,族群关系对建筑文化生成与变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澳门城市发展史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色彩,是研究族群互动的经典场域。本文通过族群互动理论的视角,在简要回顾澳门历史发展过程、梳理明清澳门族群构成与互动形式的基础上,分四个时期深入剖析了1557年至1849年澳门建筑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进程,指出族群之间或和谐或矛盾的关系都会在建筑文化上体现出来,建筑文化表达的是族群互动的结果;建筑发展过程与族群生存、生产及精神等需求紧密相关;建筑是物质财富的重要体现,澳门建筑发展既与中葡两类族群的职业属性及整体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各自族群的营造传统相连;建筑文化决不仅是温文尔雅、自然和谐地形成的,更多的是在矛盾、磨合、对抗中形成的;政权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是族群互动的基石与依靠,明清澳门建筑发展过程更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

本文从分析族群的名称入手 ,揭示了族群的名称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以及族群名称的使用所反映的族群与族群之间和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