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     

也谈李贽《四书评》的真伪问题

署名李贽的《四书评》一书,究竟是真书,还是伪书?作者是李贽还是叶昼?这是明末以来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近几年来有人连续发表文章,主张《四书评》不是李贽的著作,而是叶昼的伪作。我们认为主张《四书评》是“叶昼假李贽之名作”的意见,很有商榷的必要。本文也想谈谈《四书评》的真伪问题,就正于同志们。一、周亮工之说不可轻信主张《四书评》是伪书的人认为,“周亮工之说不能否定。”他们说:“《四书评》是李贽的著作,还是冒牌的膺品?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首先想到周亮工在《书影》卷一的一段话:‘坊间种种借温陵(按,李贽号温     

“雪芹佚稿”异议

<正> 自从高鹗为《红楼梦》续写的后四十回被人看出了做伪的马脚之后,“《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便成了随之而来的又一个“当然的”结论。“未窥全豹”、“不见龙尾”,复使《红楼梦》的读者怅恨不已。俞平伯先生在批评高鹗续书的同时,还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评语中,发现了有一个“三十回佚本”的存在。这个佚本,俞先生当时认为是他人续写本的一种,而胡适则认为所谓“续本”并不存在,它其实是雪芹自己的“残稿本”。这个佚本后来引起了一些红学家     

报与桃花一处开——试论黄巢的菊花诗

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这个诗评不符合历史事实。可是,直到现在,它在我国文学史某些研究领域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唐末杰出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两首菊花诗,可说是晚唐诗坛的一声春雷,不但前人咪菊诗难于企及,就其“豪放之格”也是前人所少与伦比的。     

谈给学生打评语

一年年忙下来,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替学生写评语。并不是如以往那样把它看成是控制学生的“杀手锏”,也不是甩弄一下手中的这一张“王牌”来“虚张声势”,为自我树立威望。几年来的工作实践深化了我对评语工作的认识:它是体现班主任素质的具有创造性的一项重要工作。新时代的冲击波也早已扫着了这块令人敏感的“角落”:到底对学生评些什么?如何评以及追求何种评语效果等都是在评语工作中亟待解决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今传三种何焯《文选》评点本辨

何焯《文选》评点本今天共存三种：乾隆三十四年蒋维钧辑《义门读书记》、乾隆三十七年叶树藩海录轩朱墨套印何评《文选》、乾隆四十三年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于本是今天较为常见的本子,但于光华重订时增入的所谓何焯初次评本内容,其实是何焯同时学者俞砀的评语;何氏多次评点《文选》,于本于何氏评语往往早、晚皆录,故较以己意去取的叶本、蒋本为详;叶本、蒋本亦有不同。研究何焯的《文选》评点．于本是较为详悉的本子,但要剔除重订时增入的“专论文法”之语。     

《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及版本说略

《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及版本说略陈美林《儒林外史》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评论。作者至友程晋芳说它“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又认为“某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卧闲草堂本评语则将上述...     

解读王船山“自有五言,未有康乐”说

王船山在《登上戍石鼓山》评语中赞誉谢灵运诗，说：“自有五言，未有康乐；既有康乐，更无五言。”这番赞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说明船山对于谢诗的评价殊高，而且情有独钟。船山是古代湘籍学人中的特出才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但于哲学与史学研究卓有贡献，即于文学而言，也是深有造诣。其“诗评”中，除存有《古诗评选》八卷之外，据当日目击者记载，尚有宋元“评选”及以诗人为主的陶、谢、李、杜“诗评”等。在这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评”“选”并载之作中，谢灵运的诗篇最受船山青睐。其《古诗评选》卷一“古乐府歌行”录有５８…     

《红楼梦》“旧时真本”辨证

<正> 版本问题,是红学的核心。六十年来,红学家反复宣传:“《红楼梦》版本最初只有抄本,它们是曹雪芹稿本的过录本,抄本一般都带有脂砚斋的评语,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应必诚:《关于<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然而,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三个抄本,事实上都出现在1927年以后;另外几个不称     

由新见法国藏汉籍珍本《批点聊斋志异》论何守奇聊斋评点的特色及价值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汉籍珍本《批点聊斋志异》新见何守奇评语约六十一条并序文一则,裨补了通行六十余年之久的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著录何评所缺失内容。新见何守奇评语与序文,可修正此前学界成说,与王士禛、但明伦、冯镇峦等其他聊斋评点者的评论话语相加辨读,可以发现何评重在阐释《聊斋志异》的思想意涵,以同心共情式话语深度介入文本,体现出注重两性对等的思想倾向与直面现实的批评品格;何评兼及《聊斋志异》的叙事结构和语言,对聊斋故事的叙事时序有着独到发现,对叙事中羼入的诗作大胆质疑。他以对“正”与“情”的凸显,在清代聊斋评点史上较早且较为充分地揭示了《聊斋志异》的进步思想和文学价值。     

评《杜甫评传》

评《杜甫评传》王同书莫砺锋的《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之一种。研究杜甫的论著汗牛充栋，传记类的著作也有多种，本书在吸收前人成果后自创新说。首先是角度的择定。该书重点在评，评的重点又在于从杜诗中透视诗人的“思想”。这固然是...     

宋玉和赋体的形成

赋体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据《文心雕龙》,说宋玉“完成了赋这种形式;有的说所谓宋玉赋“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看来,弄清宋玉赋的真伪成了确定赋体形成时间的关键。对此问题,笔者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揣固陋,也欲献芹。宋玉完成赋体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司马迁评宋玉的话:“好辞而以赋见称”。既然司马迁早已认宋玉为赋家了,赋体形成的时间还能晚于宋玉生时吗?笔者认为,引用这一评语时,必须区分其中“辞”、“赋”两概念内涵,“辞”指文辞,言辞,藻绘也;“赋”系“辞     

学风种种

“评”《水浒》的年头,发生过一桩一般人也许还不曾留心到的“花边新闻”:姚文元控制的《红旗》,发表了一篇题为《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里面列举金圣叹的罪状之一是:“象‘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之类的歌谣,都被删去”。这也是一桩“冤、假、错案”。查贯华堂本《水浒》,金圣叹不仅没有删去这首歌谣,而且还就这首白胜唱的歌谣发了一通赞妙的议论。虱子多了不咬人。金圣叹早就给清朝皇帝杀了头,给他多加一条罪状,金圣叹则是无所谓的。但它却透露出一个消息: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那作者根本用不着去看一看金圣叹腰斩过的《水浒》,尽可信口雌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怎样说就怎样说。这其实是那时的“标准学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四人帮”里头那些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大人物,可以     

《文心雕龙》“六义”说辨析——与马白同志商榷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总结写文章宗法儒家典经的六大效益,名之曰“六义”。他说: 若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对于这“六义”,无论是关于它的总的命题,还是各部分的具体含义,研究者们都有不同的理解。对其总的命题,有的认为系指文章风格而言,有的认为是评价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马白同志在《评刘勰的“六义”说》(《学术月刊》一九八○年第八期)一文中,否定了这两种说法。他认为,这“六义”是一套完整的“文艺批评标准”,前四义是“政治标准”,后二义是     

《平山冷燕》的版本及其主题——明末清初小说述要之三

在明末清初的“人情小说”中,被称为“第四才子书”的《平山冷燕》,是当时推崇女性才华和思想解放上别具一格的作品。此书在国外早有译本流传,盛于国内。最近看到一本《平山冷燕》,清初刻本,有图六幅,前面有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的序言,序言最后有“时顺治戊戌立秋月”(按:即顺治15年,公元1658年)的字样。这一极少见的版才,可以证明小说最迟产生于“顺治戊戌年”。鲁迅当年大概没看到这个版本,所以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作者张博山系“清康熙时人”。如果张某确系康熙时人,那么,这部小说的作者就不是张某,而另属别人了。小说的作者,除这部“顺治本”没有署名,其他后来的各版本均署“荻岸散人编次”,作者究竟何人,待考。     

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成果

高晨阳先生撰著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最近面世。此书由动笔到最终出版,历时七八年,可谓是一部倾注着作者心血的辛勤力作。周立升教授在此书序中指出,“该书内容丰富,评析中肯,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认为作者所进行的研究“具有开拓的意义”。这一评价不是虚誉。据我所知,凡是读过此书者大都有类似的看法。     

解构抑或建构——对一位"新启蒙主义"者的质疑

作者对《启蒙论》一书主旨提出质疑 ,不同意该书的基调 :“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 ,不认为对儒学思想本身进行价值重估和重构以及“现代性转换”是个创新命题 ,不赞成把“释放弘扬”与“疏导改造”看作是中国启蒙运作的基本向度。本文作者虽称《启蒙论》作者是新启蒙者 ,但认为其启蒙建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虚拟的历史“现实”。     

《国风》作者研究

针对《诗经·国风》作者是贵族还是下层劳动人民这个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国风》作者应为贵族阶层的人。文章第一部分概述了对这个问题前人的看法和研究;第二部分从西周土地制度以及当时祭祀过程的角度入手,论证了西周时期天子贵族参与劳动,为《国风》大量劳动诗出现提供了客观前提;第三部分着重讨论了《诗经》里的“君子”问题。     

杜诗《题张氏隐居二首》新探

杜甫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间(736——741),第一次漫游齐赵。在此期间,他写有《题张氏隐居二首》,一为七律,一为五律。关于这两首诗,前人论述很多,意见颇不一致,归纳起来,分歧主要有三:一、“张氏”何人?二、“石门”何地?三、二诗是否同时所作?就此三点,略抒鄙见,以就教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