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计与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 ——基于301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营商环境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意愿的影响分析

基于560份河南省新型职业农民问卷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和层次分析法(AHP),通过主观与客观模型结合实证分析营商环境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意愿的影响.借鉴国际国内主流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已有文献和理论基础,将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意愿的营商环境分为产品市场情况、政府扶持政策及基础设施情况3个维度.结果表明:拥有较乐观产品发展前景的新型职业农民更有可能选择持续务农;政府支持、金融扶持、技术指导同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意愿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拥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与丰裕的原材料将显著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持续务农意愿,其影响因素按照计算所得的权重值从大到小排序为基础设施、政府支持、资源丰裕度、发展前景、市场需求、金融扶持、技术指导、运输服务系统.因此,提出畅通农产品销售市场、构建精准化的农业扶持政策和加快农村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     

中国西部农民生活体验现状调查

生活体验是人文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立足于“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与对策研究”,对中国西部六个省市（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重庆、西藏）共计809名农民（务农394人、农民工415人）生活体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西部农民生活平淡无奇;农民工比务农更感生活百无聊赖,空虚乏味;女农民比男农民更感到生活单调;（4）在所有男农民中,男农民工生活压力更大,空虚感更强。而在所有女农民中,女农民工空虚感更强,生活压力更大。同时,针对调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性别视角下务农意愿差异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2073个样本

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农业女性化现象将女性农民推向农业发展一线,而女性农民生产意愿问题却被长期忽视。利用安徽省8县15乡(镇)19个行政村的2073个有效样本,通过Logistics模型,围绕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农业决策、生产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比较了务农意愿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1)年龄、健康状况、连续务农时长三个变量对两性务农意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2)女性农民务农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对于农业生产成本、农业生产方式等变量的敏感性明显不如男性;3)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性别偏好,女性农民更倾向于流转耕地;4)虽然女性农民生产积极性较差,但她们对于生产决策权却表现出热切关注,以期破除农业生产中的技术性别隔离。在促进小农户与社会化服务相对接的小农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关注女性农民的劳动参与、经济贡献与性别价值,将性别意识融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之中,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务农意愿、务农能力与务农信心。     

失地农民的安置与保障——基于6省市的典型调查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不断转为非农建设用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土地。“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的数量急剧增加。土地被征用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大隐患。本文主要运用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对江苏、广东、北京、浙江、湖北、陕西等六省(市)土地征用与农民的安置保障等问题作了实地调研。     

略说村干部的选拔任用

村干部是做好农村工作、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但是村干部又是没有工资,只拿报酬的农民,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村官难选、后继乏人现象。一是“苗子”少,无法选拔。农村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不愿留家务农,大量有能力的青年通过“三个一批”的渠道外流走了,即读书升学考出一批,献身国防走出一批,务工经商流出一批,客观上造成村干部后继乏人。二是“三类苗”,难以选拔。现在留在农村务农的青年大都是一些文化层次低、没有什么特长的“三类苗”,他们谈不上宗旨观念,甚至有一些不务正业,这样的对象,无法选拔为村级干部。…     

农民务农收入低探析

农民务农收入低探析李纯英，刘金祥农民务农收入低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同仁已作了有益的探索。笔者试从一个新的角度谈点想法。农民务农收入低主要有两个原因：农民占有的资源少和农产品的价格偏低。农民人均占有的资源太少。耕地是...     

论西欧原始工业化时代的家庭经济与家庭结构

在世界史的研究中,已形成这样一种定论: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传统的农民经济很快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资本主义大农业和农民的无产化.事实上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变中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大约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在这个时期,农民在从事小农业的同时,主要从事为市场而生产的家庭手工业,原来作为家庭副业的手工业成了家庭的主业.笔者曾以英国为例对这一过程作过考察.西方学术界称这种经济为“茅舍经济”(cottage economy).这种经济是传统农民向近代无产阶级过渡的中介形态.这一过程又被称为“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lization).本文将探讨这种“茅舍经济”的特征.     

试论巴蜀农业的起源

<正> 晋人常璩《毕阳国志·蜀志》云: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提出四川农业的出现在蜀王杜宇时代;又曰“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认为川东巴人的农业学自川西蜀,所以“杜主君”世代得享巴蜀人的祭祀.这种论点在晋代以后的史籍中多所引用,形成巴蜀农业起源的传统说法,但与巴蜀地区原始农业生产的实际不尽相符.     

农村劳动力转移、分工收益激励与农民分化

在中国出现持续的、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背景下,讨论了农业部门内部的农民分化问题,认为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单位农业土地上实际从事务农劳动的人数减少,改变了集土地承包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于一体的传统主流农业生产模式,催生了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带来了农民角色分化。劳动力转移规模、转移结构,以及农业政策等因素强化了这一趋势。     

美国与中国的“苦力”贸易——兼论十九世纪中国旅美“苦力”华工

一十九世纪上半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开发,迫切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在缓慢解体,农村大批破产农民和城镇游民便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理想的劳动力来源和掠夺对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利用其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在我国沿海口岸竞相掳掠华工出国,从事奴隶劳动。被外国侵略者掠骗出国的华工亦称为“苦力”(Coolie),Coolie一词源于印度泰米尔语,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有人取其音义,译成“苦力”。英文档案中所称的苦力,是指被拐贩到西欧和美国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我国文献称为“猪仔”。这种把人当作商品交易的行为则被称为“苦力贸易”(Coolie Trade)。“苦力贸易”与“猪仔贩运”是有区别的。“猪仔贩运”的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各地;而“苦力贸易”地区主要是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大洋洲各岛。在这场持续很长时间的掳掠人口“苦力贸易”活动中,美国毫不后人,它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积极参与“苦力贸易”活动。     

浅论“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合理性

“重农抑商”政策,在我国历史上推行了很长时期,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还多次加强。春秋时政治家管仲曾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主张以农为本。战国时,改革家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在魏国推行“尽地力”和“平籴”法以发展农业,把农民吸附在土地上,对强国富民起了重要作用。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还是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变法规定:“多耕织可免本人劳役、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商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做官奴。同时还制订“优惠政策”招外国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并给予田宅,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     

农村手工业——拾遗补缺有市场

俗话说：“有艺在手，吃穿不愁”。手工业在农村曾是养家糊口令人羡慕的职业，手工业匠人在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挑着担儿走村串户做手艺，务农，赚钱两不误。在一些农村曾流传着“有儿送学艺，有女嫁艺人”的口头禅。     

生存有道:基于“家庭本位”的多元化小农生计结构——来自黔东南W侗寨的田野考察

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W侗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结构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种植水稻、稻田养鱼、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苓、种植油菜等。农民充分利用生产智慧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相契合。W侗寨人的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态度并竭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任、村寨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     

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农民形象对比研究——以《生死场》和《大路条条》的文本为例

中国作家萧红和美国作家哈姆林·加兰都因创作地方色彩浓郁的作品而著名;萧红的名作《生死场》描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东北农民的生活,同样加兰在短篇小说集《大路条条》中生动刻画美国西部农民的艰辛生活.本文以这两部小说为研究文本,从历史文化语境入手,分析中、美不同文化视域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及农民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实际上,中美边疆地区的农民除了拥有一些相似的品质外,各自的心路历程并不相同,东北农民经历的是“希望-绝望-麻木-反抗”;而美国西部边疆农民经历的是“希望-绝望-希望”,不同的历程正是由于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造成的.     

种田农户：现状、特征与合理类型——基于全国31省（区、市）4 795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利用全国31省（区、市）4 79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近三年种田农民的状况和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中年人是种田“主力军”,种田农民呈现老龄化、女性化趋势;学历较低是种田农民的共同特点;种田农民家庭收入普遍偏低,务农比较收益较低;种植规模小且有缩小趋势。基于此,从种田农户的经营规模、经济能力和年龄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未来种田农户的合理类型。     

我国农民培训意愿调查分析

开展新型农民培训是提高我国农民素质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本文以农民培训意愿的经济学分析为基础,根据全国农民培训问卷调查的3403个样本数据,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对农民培训的意愿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是否务农为主、可接受的培训时间、认为培训内容对自己的帮助程度和对培训的满意度是农民参加培训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     

亲身经历美国农民的生活方式

美国农民也种地,但他们是运用高科技种地,而且广泛收集信息适应市场,把种地当作人生的一大快乐。占美国人口不到2%的农民不仅养活了本国人,而且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业企业资产有9000亿美元,年产值高达1万亿美元,比中国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所谓“农民意识”在美国是没有的,因为农民并不代表落后。本文中我用亲身经历的一些农民典型向您介绍,介绍那些大家还不太了解的美国农民。     

将土地产权还给农民

农民作为务农的社会群体,其生存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土地,因此杜老(杜润生,2003)称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永恒主题。土地制度问题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