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学对中国画"以小见大"思想的影响

作者在台刊《孔孟学报》第７９期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画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小见大”的独特趣味和艺术思想，它是中国画不可忽视的特点。本文认为，理学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画有千岩万壑、重峦叠嶂式的构图，但更多的是追求在微小精微的景观中展现广阔幽远的境界，意象是精微的，韵味却是幽远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理学的影响却是至为重要的。本文便是从理学角度探讨这种审美趣味产生的思想根源。从时间上看，中国画学热衷“小”的趣味，形成一种审美趣向，主要是在北…     

清代前期扬州城市经济

扬州是我国历史名城之一,它几经兴衰,清初又发展成为我国东南地区一大商业城市。“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它的城市经济实力极为雄厚。那时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因而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李斗《扬州画舫录》对清代前期扬州城商业繁荣景象有具体的描绘。本文以此书为主,结合其他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对此时期扬州城市经济作一简介。     

徽商与扬州

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一大商人集团,对全国社会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资料表明,徽商与扬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对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均产生过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因此,研究徽商与扬州的关系,对了解明清时期扬州城市历史发展的原因,是有所裨益的。     

郑板桥题画诗文的美学价值

题画诗文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样式,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显著特征之一,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画上题跋不属文人创造,早在汉代,“左图右史”的做法就已常见,但仅限于人物和史实的注明;唐代王维杜甫等人的画赞也颇多,又多是具纸另书;北宋文人画兴起,苏轼等人才气横溢,豪气所之,书诗入画;元、明、清三朝,出现了倪瓒、徐渭、“扬州八家”等一批诗文好、书画亦好的文人画家,使题画诗文走向成熟,也把文人画这一特有的民族艺术形式推向了新的高度。画上题诗跋     

淡远:散文意境的层深创构

我们民族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常常以“淡远”为极致,而散文意境所显现出来的审美功能,也就在“淡远”之趣中所作的最高灵境的启示上。这种意境的层深创构就在于它“能于浓重之中作淡远之想”(孙犁语)的民族审美趣味的积淀之中。综观中     

雅兴、豪情与生命的喟叹——平山堂之于扬州的意义

截至唐末,扬州在人们印象中就是一座繁华之城、享乐之城、风月之城,充满物质化、世俗化倾向.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于城郊蜀冈兴建平山堂,将疏离红尘闹市,亲近山水自然,清静、清淡、清雅的精神形态与生活趣味带到扬州,客观上倡导了中国传统的雅士文化,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有助于城市文化的多元发展,为脂香粉腻、珠翠满目的扬州城市意象平添了几许高情雅致.这种超越世俗之趣的文人雅兴,思想的根基在于对生命无常本质的深切体认.欧阳修、苏轼的两首平山堂词,既是对平山堂所指向的生命意趣的最好注脚,亦是对迷失在扬州城内滚滚红尘与滔滔物欲中的人们一记当头棒喝.这些文化遗产,对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王冕绘画艺术风格与美学观念探析

王冕提倡复古、以书入画,在元代画坛独树一帜。其画作既师法宋人僧仲仁、扬无咎等,又有所突破,具有“隐逸之风”的艺术特征。王冕倡导从传统中自出新意的创造性艺术实践,在画作中首创万玉式“密梅”画法,有“铁线圈花法”与“破蕊法”之技法新变,且开花药石治印之先河,奠定了其在元代画坛的重要地位,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从现存王冕的墨迹来看,其题画诗及绘画作品不仅体现出率意超然、清新脱俗的艺术风格,而且具有“适意写趣,承前启后”的承传精神、“托画寄意,以诗达意”的写意观念及“书画同源,以书入画”的绘画理念,展现出其对文人画古风的延续与创新,以及将绘画与诗、书、印完美融合的艺术追求。     

论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现代审美主义追求

梁启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趣味”的本质、特征以及在人生中的意义,认为“趣味”是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本质特征;梁启超立足于感性生活来理解“趣味”,带有明显的经验痕迹,强调情感、环境对于“趣味”的重要性,在目的与“趣味”的关系上,表现出矛盾的态度。艺术宗教化与人生艺术化的脉络渗透其中,这一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审美主义创建。     

“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现代意义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它对当代文学创作、文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表现为:一、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焕发主体灵性,张扬生命自由;二、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求新求变,加强艺术表现力;三、启示正确看待文学的社会作用,以审美为文学的价值之所在;四、启示倡导文学审美的多样化,反对单一的文学批评取向;五、启示反对庸俗的文学之趣,追求健康的文学趣味;六、启示文学批评要亲近文学现象,抛却空中楼阁。     

论书法美学尚“趣”思想的历史嬗变

“趣”是中国书法理论批评视野的重要审美范畴,书“趣”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书法审美概念,它在汉魏六朝被引入书学批评中;唐宋时期得到充实和发展,并逐渐升格为一个书法审美批评范畴;明清时期,论家对“趣”作为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来源、生成等予以了深化论述,“尚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兴局面,体现为一种时代艺术精神和一股艺术审美思潮相别于前朝。     

《莺莺传》的得失

在唐代传奇中,元稹《莺莺传》是一个很特出的存在。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唐之传奇文》中就将其与李公佐之作相提并论,谓为“于后来影响最大而特可注意者”。然而同时又说它“并不怎样杰出”。的确,《莺莺传》是一部影响很大又有着严重思想、艺术缺限的作品。关于此文思想性的局限,前人已多所论列,鲁迅所谓“篇末文过饰非,遂恶堕趣”(《中国小说史略》)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然而关于它在艺术上的失误及原因,却向少专文论述,间有涉及,也语焉不详。本人即从这里入手,也来谈谈《莺莺传》之得失。     

略论中国戏曲的开放体系——兼论中外戏剧美的不同历程

中国戏曲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结晶和综合。它源远流长,是在诗、词、歌、赋、曲、技以及绘画、书法等其它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被称之为“国宝”。它不仅在艺术上是成熟、完善的,而且充满了民族精神,是中国古典美学之集大成者。它所特有的美学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和美学理想,而这种审美趣味的形式,又和先秦的哲学思想、中国古典美学的原则有着极为密切的、深远的渊源关系。它淡远馨香,沁人心脾。它游刃自如,处处体现着辩证的哲理。“虚实”、“刚柔”、“浓淡”、“繁简”两个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因素常常以最佳状态和谐统一于艺术整体之中。     

白族文化史上的“释儒”

“释儒”者,即“读儒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的佛教密宗阿叱力僧(师僧)。郭松年《大理行记》说:“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它是随着佛教密宗传入洱海区域后,于南诏后期出现的一个社会阶层。此阶层广泛活跃于南诏,大理乃至元、明时期云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上是“功行艰苦,长于拓植”的布道者,又是颇具号召力的领袖;文化上是上层知识阶层,文化传播的使者;经济上又多属富甲一方之领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又雄踞要职,有的为一方之霸主。“释儒”阶层给予白族文化及古代云南社会生活之影响,载诸史乘,见于文物古迹,斑斑可考。鉴于此,笔者拟对“释儒”之内涵,其产生、发展及演变之历史和社会功能作一探究,以期于白族文化史之研究有所脾益。谬误之处,请方家正文。     

趣:艺术生命之元素——从严羽的“兴趣”说到袁宏道的“真趣”论

趣,不单单是艺术构成中的审美形态,同时又是艺术生命的元素。如果说严羽的"兴趣"说还侧重于诗的意境中所体现的形上的审美趣味,这与神韵、灵境相融通,不能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那么至明代,袁宏道对"趣"的独到描述,则把趣视为童心、性灵的内在因子,提倡从返归自然、返归人的本真中发现趣。这体现了穿越时空的艺术精神,摆脱束缚,接近童子之趣,永远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新鲜话题。     

地方风情 民族精神——《真州竹枝词》简论

《真州竹枝词》是江苏仪征的一部地方文学.仪征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它是大运河的入江口、扼江、淮河运道的枢纽,唐时已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宋真宗曾指定在这里熔铸金像,由于铸像仪容逼真,以后就有了“真州”、“仪真(征)”的地名.这里历来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有“风物淮南第一州”之称.“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清·王士祯《真州绝句》),“酒店原开红袖底,城门亦在绿杨中”(清·孔尚任《由扬州之仪真》)等等动人的诗句,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小说家也没有忘记这块土地,刘鹦在《老残游记》一书中曾经提到:“到了仪征大码头,可以随便吃到一些美酒佳肴,那里住有数万富户……”这些也许要算作外乡人写仪征,若算仪征人写仪征,我想《真州竹枝词》(尽管它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无甚名     

刘纯松：乡村最后说书人

说书又称“讲古”，是旧时城乡常见的一种文化活动形式，在“电影电视时代”之前，说书在农村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在这娱乐多元化的时代，说书艺人刘纯松，仍坚守着钟爱一生的说书艺术——     

一勺吟泉溉心田

单人耘先生诗词选集《一勺吟》,凡999首,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引起诗坛瞩目。本文就“农耕之乐”、“山水之趣”、“艺境之妙”三个侧面对单诗的内容及艺术作简约评价。     

论阮籍《咏怀》诗中的忧患意识

中世纪,在古老中国的诗坛上留下了一个痛苦灵魂的呻吟,这就是阮辂的《咏怀》诗.它以其深重的忧患意识感动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心灵;又以其“遥深”、含蓄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无数人对它的探究。颜延年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发兹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李善注引)钟蝾说它“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诗品》)沈德潜也说:“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令读者莫求归趣。”(《说诗晬语》)虽然他们对《咏怀》诗的“归趣”表现出理解上的无能为力,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不无启发.他们看到了阮籍《咏怀》诗“忧生”“哀怨”的忧患意识和这种忧患意识所产生的原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     

论感兴与知、情、意、趣的综合表现

感兴是知、情、意、趣的综合表现,即人＂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的精神情状。具有＂随遇发生,随生而盛＂之特点的感兴,实质上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对存在的领会的体现。知、情、意、趣之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就是诗人之胸襟,也就是叶燮所说的＂诗之基＂。对于诗歌创作乃至任何文学创作来说,出而为情必显情之趣,出而为景必显知之趣,出而为事必显意之趣;而无论作品是重在为情、为景抑或为事,都必然是情、景、事浑然一体的,这就意味着,任何文艺创作都有知之趣、情之趣和意之趣灌注其中,也就是说,感兴之所以在文艺创作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就因为它是知、情、意、趣的综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