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油公司”体制的几点浅见

华北石油管理局二连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根据地理条件特点和总公司的要求,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了石油系统第一家“油公司”模式。“油公司”体制如何进一步完善,更好地适应油田勘探开发和生产建设的需求,促进油田经济的发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油公司体制构想及转换途径

一、油公司体制构想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可以按照专业化、协作联合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并根据国际惯例,对石油管理局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化改造,改变油田“大而全”、“小而全”的行政序列式的企业组织结构,成为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的石油集团公司。 1.石油集团公司的结构: 把石油管理局改造成石油集团公司,可以从两个     

“礼”与汉族的形成和发展

“礼”与汉族的形成和发展董广文１９９２年，全球已有５４亿人，２０００多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１１亿，占世界总人口２０％以上，为人数最多的民族。是什么因素，使汉族数千年来能够保持内部稳定统一，而且滚雪球似地越变越大？有关专家学者对此作过一些探讨，发表了不...     

“两个大局”构想的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了这一构想 ,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塔里木石油开发与巴州经济的发展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盆地,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经过几十年的勘探表明,塔里木盆地具有雄厚的石油物质基础和良好的储油条件,其石油天然气的蕴藏量分别约占全国的1/7和1/4,是我国最大的含油气盆地。开发塔里木油田,对增加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的近期储量和产量,安排好油气资源的长期接替,迎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大发展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国家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指出:“集中力量,加强以塔里木为重点的西部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并积极创造运输条件,努力增加产量。”但是,在开发塔里木油田的过程中也有许多不利因素。从地质上看,塔里木盆地油气储层变化比较大,油气水关系复杂,钻探要打很深的井;从外部条件看,塔里木盆地     

历史契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理论创新首先是实践推动和主要创立者的创新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也离不开历史契机的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一系列历史契机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的政治交待启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萌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培育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土壤 ,“三讲”教育和广东考察催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全国各地的考察深化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 ,“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走向成熟     

国有经济的“体制转轨”与“增长转型”

无论是“体制转轨”还是“增长转型”,目前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国有经济方面。而且,国有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又在于能否妥当处理改革与增长转型的关系,使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浅析“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影响深刻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从历史上看,最■“贱商”的是孟子,孟子把商人叫做“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篇》).“重农抑商”思想是在战国时期基本形成的,到秦王朝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在一些具体方法措施基本     

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

六朝是门阀贵族占据政治和社会主要地位的时期。但是,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得到皇权以外的乡里社会舆论亦即乡论支持的呢?这是中古贵族研究的焦点问题。分析盛行于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有助于辨析魏晋时期乡论的内涵和意义。放达风气产生于东汉末,到魏晋则日趋猛烈。其中代表人物,前有竹林名士,后有元康名士。历来的研究倾向于将两者作对比,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上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竹林和元康实质上都是汉末以来放达风潮的延续。但是,元康时期的放达与曹魏以及竹林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阶层和群体,上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原因,就在于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对放达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赞扬。对于国家权力或皇权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却是肯定和赞誉,许多放达人物也正是由此进入了官僚世界,其中如东晋南朝时期的代表性贵族陈郡谢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开始其家族的崛起。上述事实说明,在探讨魏晋贵族的形成及其性质时,来自地方社会乡论的支持和作用不容忽视。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中国的决策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中枢系统,也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决策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创建新中国的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决策体制从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决策权力日趋集中的体制,存在着决策结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制度化程度低、偏重经验决策、决策过程封闭和缺乏自我修正与调节机制等弊端。改革开放后,决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在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和决策机制三个主要方面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决策体制改革,成功地应对了中国由经济和社会迅速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决策体制的改革呈现出的基本趋势是: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从被动参与决策向自主参与决策、从决策非制度化向决策制度化的转变。一个中国共产党主导、多方参与、科学论证、过程开放、依法运行的决策模式在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初步形成。     

“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

“孔孟之道”作为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价值。作为固定说法,“孔孟”最早见于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孔孟之道”最早见于《二程集》。孟子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汉唐时期得到司马迁、扬雄、赵岐、韩愈、皮日休等思想家的推崇。唐宋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将“孔孟之道”置入文庙祭祀、科举教育两个系统。“孔孟之道”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契合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从“统战体制合作”到“政党体制合作”——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发展的前瞻性思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派合作模式问题是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选择＂统战体制合作＂的党派合作模式,不仅体现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而且显示出了这一制度安排的长处和优势。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应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逐步实现向＂政党体制合作＂的合作模式转变。     

明代“重役”体制的形成——以白粮解运为例

明代白粮解运,开始为粮长督率运夫解运,后变为粮长自雇船只和人夫解运,再变为官府督催粮长解运。一般来说,以"区"佥点粮长,每名输纳白粮数目较大;以"里"佥点粮长,其输纳白粮数目较小。白粮解运正米1石所需费用,宣德为3石左右,成化为3-4石;正德、嘉靖时为4-5石;到万历时以5-6石为常,明末飙升到8-10石。北运白粮之重役的形成,核心原因是粮长在解运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官辖",处处受官吏节制,使费繁多。由此可见,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辖环节不宜过多,否则弊端重重。     

论“梅村体”的形成和发展

“梅村体”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不同阶段的作品在题材内容、感情色彩、艺术风貌诸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 ,除了源自诗人自觉的艺术追求 ,时代风去变幻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论我党反“和平演变”战略构想的形成与发展

反“和平演变”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它萌发于建国初,初步形成于1956年,后来嬗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得到了扬弃,减为我党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战略.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从内部瓦解和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张.毛泽东同志表现了高度的洞察力,当即撰写了四篇文章对其用和平、渗透的一手来对付社会主义的捣乱本性予以揭露和批     

中国农村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形成与变迁

"农村社会福利"及其相关的保障制度问题不仅成为时下国家和政府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而且也成为目前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厘清社会福利的基本内涵,从实证层面研究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福利模式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福利模式演变的传承脉络及演进趋势,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论“三公体制”

中国的改革是从局部制度的修正,按轻重缓急的次序渐进式展开的,但它一开始就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即市场化的定位方向,这有大量的文献及实践材料所证明.市场的意义完全在于效率,中国经济发展的既往成功也完全归功于市场的效率;市场也讲公平,只是这个“公平”严格限定在公平竞争的涵义之内.前期改革即双轨制的受益者乐于维持现状,因为这种混合型体制正是权力绑架市场并继而竭力寻租的天然土壤,我们想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来弥合矛盾,不断进行外部治理,只会愈治愈险.各种矛盾的解决都指向一个无可回避的目标,那就是建立公平竞争、公共财政、公共服务政府的“三公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