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案智能裁判中的人机协同及其改进

类案智能裁判人机协同的系统架构由设定与输入、处理与输出、学习与改进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具有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办案效率以及维护数据安全等功能。现实中，类案智能裁判人机协同在法律方法、科技赋能以及体制机制等层面均面临诸多障碍。为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法律与科技互动的双重向度树立数字正义理念与价值观；在法律方法层面需要构建基于要件事实与“类比—归纳—演绎”逻辑框架的类案裁判思维规则并明确人类判断的保留事项；在科技赋能层面需要建立统一权威、开放高效的案例数据库，融合CBR和混合算法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还需要建立面向类案智能裁判的数据合规，特别是算法解释与备案机制。     

阶层归属意识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广州市居民的一项调查

对于中国社会分层这一"社会事实",大多数研究者是通过"收入分层","经济分层","政治分层","职业声望分层"乃至"消费分层"等来加以探讨的.无疑,这种用客观社会指标来分析、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今后它仍然是揭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方法和途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社会分层不单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还是一种心理事实.也就是说,社会分层不但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例如,收入、财富、权力、声望、教育机会等来加以客观评价,还可以通过自我认定,进行主观评价,这也就是本文所讲的"阶层归属意识".具体来说,表现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本人所做出的阶层归属的主观认定,是归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还是中下层,下层等.显然,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存在,反映了用不同社会指标或综合社会指标来进行社会分层的这一社会事实;另一方面,这种阶层归属意识的本身又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心理存在.从现实上看,客观的社会分层与带主观色彩的阶层归属意识难免会有不一致,不重叠之处,尽管如此,阶层归属意识本质上仍是一种社会存在,是现实社会分层结构的反射物.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从阶层归属意识的角度,并根据1999年对广州市居民的有关调查,来分析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问题.     

试论古典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关于文学作品内价值和外价值的探讨

古典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无须再议,因为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精粹出的无数古今选本,似乎已经作为前人价值判断的物化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全方位透视的典范。在今人的理论著作中,更有着基本一致的权威性的阐述。但是,这些观点以及许多古今选本所赖以成书的依据、标准,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不仅不全面,而且存在着方法论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政治标准还是艺术标准,社会评价还是艺术评价,都只能衡量或判断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文学作品除了具有包含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因素的内价值外,还具有和内价值的逻辑内涵完全不同的外价值。对后     

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评估可以深刻地揭示其价值和功能,为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标准和量化依据,是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工具和科学手段.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常常涉及多个因素或多个指标,评价是在多因素或多指标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借用数量学的方法并根据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先设计出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行政问责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分值,更能够体现出行政问责制度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判决理由: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的最终落脚点

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是抽象的法律向具体个案裁判转化的过程 ,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 ,该过程经历了理解、解释和判断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 ,其间充满个体的主观性、创造性和群体的参与、程序的约束以及社会法律价值观念衡量等因素 ,而个案裁判是这一过程呈现的最终结果。因而为使判决具有说服力 ,法官在判决中说明理由就十分必要 ,这是满足判决正当化 ,实现法治所必需的 ,也正是我国审判改革的重点所在     

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方法论辨析

社会学经验研究经常会需要处理诸如态度、感受、偏好这样的主观变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对特定主观变量的理解往往会涉及另外一个主观变量。尽管如此，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社会学者往往对“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持有相当程度的保留态度，从而尽可能地采用客观变量来解释主观变量，或者探究主观变量对于客观变量的影响。“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究竟有什么方法论上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什么手段可以尽可能避免这些“缺陷”以拓宽研究者的经验解释能力?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都还缺乏系统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所存在的混淆偏误问题，并从理论论辩、变量测量和数据分析三个方面讨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针对每一个应对策略，本文展示了经验实例，并对该策略的优缺点和适用情况进行了剖析和对比。此外，本文也具体分析了诸如因果关系方向、判断混淆偏误的敏感性检验、测量误差等未尽议题。本文希望通过这些讨论能增强社会学解释路径的多样性，促进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例如心理学、政治学等）的交流与互鉴。     

论新闻的情态信息

情态信息是新闻事实所蕴涵的情感色彩以及传播主体的主观评价。由于传播者主观认识的肤浅和片面,一些新闻情与事违,情感表现失度、错位,未能充分发挥与受众心灵沟通、情感共鸣的作用。新闻作为社会文化规范,要彰显人文精神,叙事、传情、明理。传播者必须对事实所蕴涵的情感做顺向的、同步的、适度的开发,切忌强行移植。情态信息的表现特点是春风化雨似的浸润。     

中部地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现状及居民参与研究——以郑州市为例

中部地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在物质设施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有一些社区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文化设施,居民对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也较低。居民较少参加社区文化活动的因素主要在于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时间、兴趣、文化活动的内容、组织宣传等方面,笔者认为,其真正原因在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行政许可退出机制理论问题探究

作为一种依托现有决定来规划未来秩序的法律制度,行政许可制度实施尤其会受到未来情势变更因素的影响.情势变更是行政许可退出机制构建之基本客观前提,在制度层面上,体现为许可立法的预设性为许可法制环境动态变化留下铺垫；在实践层面上,体现为许可客观运行环境的动态变化影响着许可条件能否动态维系.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许可退出机制之基本价值追求.在积极层面上,体现为能够更加高效地配置与利用公共资源；在消极层面上,体现为能够及时防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均衡监管信息状态是行政许可退出机制之决策要素价值,在社会公众层面上,体现为消除“表见许可”现象,实现“名实相符”功能；在监管层面上,体现为消除信息壁垒,增强监管决策整体协同性功能.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分析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相关诉讼权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缺乏被害人保护的权利保障的现状,无论是从人权保障的外在需要,抑或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内在需求,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无论是从实体层面的定罪量刑,还是程序层面的控辩结构,被害人因素都是必须考量的.并且,从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的诉求出发,如果在权利保障的内涵中.缺失了对被害人的关注,所谓和谐的诉求也必然是缘木求鱼.同时,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分析,一个缺乏被害人广泛参与的程序,其裁判结果必然与被害人的正义诉求有一定的隔膜,从而导致被害人缺乏对程序正义的认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仅是一个程序上展开的话题,更具有坚实的法理学基础.     

司法裁判与公众情感

在现代社会,司法是保证受侵害的权利得以救济的重要屏障,是保障各种法律得以实施的重要防线。然而,因公众对司法价值目标呈现出多样化的理解,司法裁判的结果或多或少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现实与理想的司法有一定的距离。法的生命力就在于得到广大公众的认可和遵守,要保证司法裁判的客观公正,就必须认识到司法裁判与公众情感因素的关系。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

面对大量复杂的社科成果评价问题，设计出一套客观的人文社科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已获奖论文作为分析样本进行试评检验。实证研究显示，客观指标评价结果与定性判断获奖等级基本上是一致的，表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可以为专家定性评判提供参考，并可通过接受评价实践的检验不断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新课题

环境公益诉讼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某些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牵动着国家层面的立法,并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诞生。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思想、司法救济手段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完整、不彻底,存在起诉主体受限、起诉条件过严、诉讼类型单一、相关机制的衔接不明等先天不足,让它面临新的挑战。     

论诉讼成本的价值

通过人们对诉讼盈亏价值评价的分析,尤其小额标的诉讼成本投入是否有价值的分析,提出人们在评价中忽略的四个问题。基于这一思考,探讨了诉讼成本投入与收益不配比的不同情况下诉讼存在的价值,顾及相关的影响因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国动漫产业受众定位低龄化的危机与应对

受众定位对动漫产业的功能发挥与持续发展具有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中国动漫产业对受众的低龄化定位,主观上没有认识到动漫的文化底蕴与功能价值,客观上与市场脱节,造成的不仅仅是中国动漫产业的市场危机,更蕴含着严重的文化危机与创新危机。全面、充分认识受众定位对动漫产业的影响,扩大动漫目标受众,对于形成科学的指导思想、制定符合文化与产业发展规律的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论转型期我国政府信用体系的构建

政府信用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社会管理和服务活动中能够履行契约而取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由于政府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及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政府信用局部缺失的现象较为突出。为此,要不断强化信用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依法行政,实行政务公开,加强政风建设,强化政府监督,努力构建一套完善的政府信用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客观性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观性的统一。主观上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存在的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主观上能否创造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存在矛盾的科学办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客观性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主观性相统一的决定因素是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贵在执政党能够发现新矛盾,解决好新矛盾,使主观符合客观。     

中国律师辩护无效之检视

律师辩护对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以及程序正当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律师辩护无效削弱了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作用。通过对H省S市部分法院已决一审案件为研究样本,考察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的律师辩护无效;并进一步探析律师辩护无效的原因:职权主义思维主导下,其偏好的价值观念、不确定的规则带来的解释困境、刚性程序规则的柔性异化及相关评议、裁判规则的漏洞,导致了辩护的柔弱与无效。为此,裁判者应更新观念,转变思维,以类型化的思维构建案例指导制度,以实现庭审实质化为归宿,改进裁判程序性规则,强化裁判形成过程与结果控制,为律师有效辩护提供现实的程序保障,使公平、正义价值和"纸面上的法"落在实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以非民事诉讼法的视角

目前中国法律层面中并未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国内学者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但学者较多关注的仍然是民事诉讼法视野内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笔者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固然非常重要,但仅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够严谨和缜密的,本文试从除民事诉讼法外的其他法域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套为视角,提出有关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思路。     

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诉讼数量迅速增长，但1997年以后诉讼增长率明显降低。对于在社会转型期诉讼增长率不升反降的原因，可以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政策和法院公信力三个方面来分析纠纷的走向。关于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年均增长率、相关系数和比重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诉讼增长率的下降也伴随着人民调解和经济仲裁作用的下降，但行政解决机制的增强、不受理的司法政策、诉讼费用改革以及针对司法腐败的一系列制度性建设，遏制了诉讼量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