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人权外交的历史渊源及其实质

美国的人权观念最早受到"天赋人权"和《独立宣言》的影响。在外交领域内首先涉及人权问题的是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外交,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的主张把人权渗透到外交领域。1977年上台的卡特总统正式把人权外交作为一项长期国策。从此以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以维护人权为借口,在全球范围内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美国政府人权外交的实质是其推行世界霸权,干涉别国内政,实现其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工具。     

当代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建设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分析视角

外交话语不仅是外交实践的工具也是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载体,而国际话语权也是通过外交话语加以建构的,外交话语之所以能产生国际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同。从中国外交话语变迁来看,60多年来,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经由了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到发展型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从中国外交话语特点来看,当代中国外交中和谐型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是扬弃阶级性与体现人民性、包容多样性与富有批判性、保持民族性与赋有国际性。从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来看,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推进理论研究、拓展话语平台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     

"公民宗教"对美国外交理念的影响

美国"公民宗教"自敕"上帝恩宠论",造就了"美国至上"的"美国精神",构成了美国外交中"美国优先"这个基本理念的重要基础及主体.它既超越了"分离之墙"而影响外交,也推动了美国外交的"公民宗教"化,而且有一种形成"'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的趋向.这种特殊的外交理念,导致了美国外交无法避免及解决"一方面坚持人权平等的普适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为地设定着人类差别"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话语权与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通过话语的力量征服人们心灵的活动.掌握话语权意味着把政治实力建立在正义或正当性之上,是文化外交的至高目标.文化外交主要有演说与修辞、现代媒体宣传、直接影响知识界、谋求建立话语体系内部具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传播语言等途径.如果文化外交传播的国内话语和外交政策本身存在矛盾,就会迫使国内话语更改.话语形成和变迁有话语继承、话语改造和话语独创三种主要模式.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外交的技巧、建立有竞争力的中国话语体系、把文化外交列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及其实质

美国价值观外交在西方已然形成的价值观外交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般力量．价值观外交自身的局限性却从未消除美国政府对其的青睐。究其原因，价值观外交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人文理念与宗教价值情结，构建于国内政治生态和国民伦理认同的基础之上，具有集战略利益与价值利益于一身的特征。其实质是将贴有美式标签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全球的普世价值伦理，稳固和拓展美国单级独霸的国际地位，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利益。     

转轨以来蒙古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

苏东剧变使地处内陆的蒙古国内外部环境和美国全球战略发生很大变化,蒙古国的外交战略也随之进行了"革命"。进入21世纪,蒙古国对其国际政治身份、地缘战略定位和外交战略选择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和布局,其外交战略进一步调整,继续推行与中俄两国"等距离"均衡外交,同时积极地与美国等"第三邻国"互动。蒙古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路:发展本国经济,借助"第三邻国"来平衡南北两大邻国地缘政治关系,进而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     

选择、吸取与衍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形成,也即西方语境中的"个人"和"自由"转移成汉语语境的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深受两大话语的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有关人及其国家民族话语的影响."自由"在汉语语境中最大的衍生就是把在西方本属于与"自由"对立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内涵包容到自由之中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自由的主题上始终是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否定性,它的作用主要是工具,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具有终极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方面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优先原则与最高原则.在现代中国,"自由"绝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的派别,同时还是一个精神范畴,正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和政党事实了奉行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     

实用主义与奥巴马政府外交

实用主义根源于美国早期的边疆拓荒史和新教伦理,得到美国大众和精英集团的广泛认可,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又是国家主导政治文化,自然发展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理念.奥巴马政府在"一场危机、两场战争"和国际形象受损的危急情况下执政,选择了"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和"巧实力"外交战略,正是对小布什"单边主义"战略反思的结果,是实用主义的必然回归.     

里根时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特征

"人权外交"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里根政府时期,该政策有着理论的传承性、标准的双重性、手段的多样性和内容的狭隘性四个明显的特征.里根时代是美国"人权外交"的成熟阶段,它既是对卡特政府"人权外交"政策的继承与超越,并对冷战后该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探析美国的传统外交思想——孤立主义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美国就产生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思想,孤立主义作为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在美国的崛起和壮大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孤立主义"是美国为避免卷入世界纷争尤其是欧洲大陆的纷争从而通过中立的立场来维护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思想。作为美国的传统外交思想,孤立主义在美国经历了形成、发展到破灭再到回潮等阶段,其在美国历史和当代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在分析孤立主义在美国产生的背景下,对其形成、发展、破灭、回潮等阶段进行了简要论述。     

从外交话语看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的演进

60多年来,中国外交话语从改革开放前的主权独立话语与国际斗争话语,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话语与国际合作话语的变迁,反映中国对“主权独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多重身份变化的动态认知,体现了中国外交中“共处和平观”、“革命和平观”、“发展和平观”、“合作和平观”在不同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下的总体概况。     

试析冷战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及其发展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冷战终结后,冷战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却在美国对华外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的意识形态逐步成为美国制订对华外交政策的主流思想.不过,同冷战时期相比,其内容与功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意识形态更多地是作为宣传手段来推行势力扩张的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渗透到美国对华外交的各层次当中,与实用主义共同作用,从而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一带一路”的哲学内蕴及其战略价值

"一带一路"既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创新,也是我国外交方略与全球治理的"新战略、新工程、新实践"。基于哲学的分析框架能够有效地厘清其思想脉络、价值旨趣与实践指向:历史观上,人类解放构成"一带一路"的价值旨归与实践旨趣;本体论上,"一带一路"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阐述与中国话语,对于消解"虚假的共同体"的魅惑与构建"真正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价值论上,"一带一路"将全球正义作为其根本价值追求,是对西方"自由世界主义"的超越,为"应然正义哲思"走向"实然正义图景"创造了正义原则、正义规则和正义机制的支撑。"一带一路"所内蕴的哲思呈现一体性:人类解放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主题和终极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结构样态和实现路径,全球正义是"一带一路"的基本价值和实践指向。     

当代中国哲学何以成为“自由的学校”

"自由的学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哲学重要功能的比喻。创建一所跨学科、重问题、共话语和自觉沟通与配置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资源的"自由的学校"是当代中国哲学应对挑战走向创新的战略性选择。作为"自由的学校",当代中国哲学应当是一种启发性哲学、交往性哲学、对话性哲学、理论性哲学,它的作用在于鼓励不同领域的思想者、行动者参与对话,并在对话中发出自己有创见的声音,通过对话扩大和促成交流、创造和共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建构"自由的学校"也就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话语系统。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多维构建

外交形象构建系一国外交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且复杂的工程,需要跨学科、多维度的知识整合和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参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应以外交形象塑造全过程为核心,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进行多维度分析和整体性研究。宏观层面以主客体认知关系(自塑/他塑外交形象构建)、自塑外交形象的转换和传播、形象间性三个要素为主干框架;微观层面可从群体认知、客观源像、形象转换、软性传播、直接形象间性与间接形象间性等方面对外交形象生成进行解析。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完整构建,应以我为主、兼顾受众,在自塑与他塑对外关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等效+形象趋同"。     

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

本文对当代伊朗外交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回顾.本文认为,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外交是片面追随美国的依附外交,同时也构成了伊斯兰革命的根源之一;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革命外交"导致伊朗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伊朗的"缓和"与"对话"外交,使国际环境得到相对改善;内贾德政府执政后,"拥核崛起"成为伊朗国际战略的核心,导致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再度紧张.当代伊朗外交有两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吸取的历史教训.首先.如何避免外交走向依附与革命两个极端;其次.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试论美国文化外交的宣传性

从美国文化外交的起源看,美国的早期文化外交活动主要通过传教士为主的民间团体进行的,具有浓厚的宗教宣传色彩。从文化外交的内容看,美国文化外交包括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信息活动和国际广播等各种传播交流形式。从文化外交的机构设置看,美国从事文化外交的机构是宣传机构,美国政府或学者虽然极力撇清文化外交与宣传的关系,但改变不了美国文化外交活动的宣传实质。美国的相关立法暴露了美国文化外交对外宣传的本质。美国的文化外交的宣传性是由美国对自身的文化认知决定的,有着内在的必然性。美国的文化外交不是平等的文化交往,而是单向文化输出,是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     

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及其制度培育的必要性

公共话语空间是指公众就社会事务展开自由、集中的理性讨论,并藉以形成共识、产生公共意见的话语平台。当代中国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培育路径,来构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在于,借助以网络为载体的"部分人的对话",强化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决策者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界定和判断,而且有助于生成一种"有管理的自治"的话语平台,来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难题。     

外交话语技巧与国家安全危机的化解

习惯于丛林法则思维的人大多认为,国家安全危机化解的关键手段就是国家的实力,甚至只是武力。但是国家实力并不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化解安全危机的唯一手段,国际关系的“安全困境”表明,在国家实力之外,化解国家安全危机还有其他有效的手段,即话语技巧的使用和语言功能的发挥。外交话语视域下,国家安全危机大致可以识别为:舆论攻击、经济制裁、战争威胁、军事包围。这四个方面即便在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军事包围,只要战争还没有打响,那么外交行为就不会停止,话语化解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话语化解安全危机的方式主要在于话语技巧的使用,即把话语技巧嵌入外交声明、说服、辩论、反驳等话语实践中,使不可能的和平变成可能的和平,使可能的战争成为不可能的战争,从而大大降低国家安全成本,维护国家安全。     

外交传播体系的发展方向

杨明星、周安祺在《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撰文认为,中国外交传播体系亟需弥补漏洞,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第一,中国应转换思维,避免从西方惯有的"战争/控制"维度看待外交传播,而应从"误会/理解"思维出发改进传播策略;第二,主动弱化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减少不同群体间的"文化折扣",以"求同存异"的包容心态开展外交传播;第三,实施"全政府"推进、跨部门联动策略,统筹协调,由多部门联合制定"中国外交传播战略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第四,加强对外交传播媒体的政策支持,优化国内媒体外事报道的风格与形式,建立中外媒体常态化合作机制;第五,凭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优势以及中国通讯产业的技术优势,打造一批具有更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全球性外交传播媒体.此外,我们要围绕大国外交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尽快启动外交传播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项目,加快推动"外交传播学"的学科构建和人才培养进程,向世界讲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故事,借此提升外交话语权和大国形象,从而真正体现出大国外交的话语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