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家宗族文化看现代社区治理的发展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作为客家民系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具有“崇祖、重教、自治”的特点，在客家地区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正视客家宗族组织治理问题，努力挖掘客家宗族文化传统形态中的现代因子，进行积极的引导，使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特别是社区治理、居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     

宗族文化的复兴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宗族文化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根源,在国家构建中曾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本文论述了宗族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分析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宗族文化的复兴有其价值合理性,探讨了在推进乡村治理时,必须对宗族文化采取谨慎的态度。     

浅析福建沿海宗族组织的现代变迁

福建沿海的宗族组织 ,在福建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何正确认识福建沿海现代宗族组织的形态及作用将对加快福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是在对处于福建沿海宗族组织全面调查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     

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

本文通过构建宗族网络作用于农户迁移选择的模型,以农业部的固定观察点调查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补充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宗族网络对村庄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宗族网络对缓解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也就是说,相比没有祠堂或家谱的村庄,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有祠堂或家谱的村庄中更低。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族网络对低收入群农户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使得他们从宗族网络中获益更多。我们还发现,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宗族网络对缩小收入差距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这表明,宗族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农村正式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互补作用。     

着力解决农村基层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们天门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抓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为根本，充分履行管党职责，强化措施，综合治理，下大力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中出现的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农村宗族房头霸势力干预和把持村务，农民负担、村组债务较重，党群、干部关系比较紧张等新情况、新问题，取得了初步成效，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农村公共垃圾处理中“公地悲剧”的形成及求解

文章以农村公共垃圾处理为具体案例，分析了“公地悲剧”的形成，并得出“一报还一报”策略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较好选择。在封闭的农村社区中，传统宗族性在农民利益博弈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能力突出的利益代言人角色的特殊地位以及农村妇女在农村公共问题上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的关键作用，是垃圾处理“公地悲剧”的“互以为力的解决方案”。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 扎实开展特困救助

实施农村特困户社会救助，是建立健全农村新型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2003年11月中旬，我县接受农村特困户社会救助试点工作任务后，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边探索、边实践，较好地完成了试点工作。目前，全县共有5879人纳入农村特困户救助范围，占全县农业人口总数的1．1％，发放救济金11．6万元。     

浅析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困境的分析1991年6月，民政部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制定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2001年随着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主管划归劳动保障部主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清理、整顿”，陷入停顿不前的困境，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万盛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着力改善农村民生

近年来．万盛区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314”总体部署，立足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全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整区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民生得到显著改善，农村经济快速增长，2009年，全区农村经济总收入完成23．71亿元，同比增长11．98％；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079元，同比增长9．7％，比全市平均水平高458元。     

农村青年创业问题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青年群体尤其是农村青年群体就业形势严峻，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创业则是解决农村青年就业难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本文在综述不同学科对创业活动的研究视角和创业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农村青年创业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研究成果作了简要评价。     

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

"亲属抱团"的家族化治理模式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广泛存在,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下的文化现象。本文利用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籍贯地族谱数据,考察宗族文化对家族化治理模式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其亲属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并且证实,宗族文化内含的亲属间信任及团结互惠是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亲属参与的差序格局愈明显;此外,宗族文化的影响在宗族影响力越大、外部监管环境越差时更突出,当实际控制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拥有海外经历时则被削弱。最后本文发现,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亲属参与对股东与管理层间代理成本的缓解作用得到加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成长性和市场表现。本研究为理解在正式制度有待完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增长奇迹提供了来自传统文化视角的证据。     

台湾农村产业发展的问题与规划──依赖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

台湾农村产业发展的问题与规划──依赖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台）段兆麟一．绪论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农村发展是一种用以改进乡村贫穷人民社会经济生活的策略（蔡宏进，１９８９：４６７）。Ｊ．ＤｅａｎＪａｎｓｍａ等人亦指出：农村发展系对农村居民的经济和社会福...     

另一只眼睛看中国传统社会——读费孝通《乡土中国》

打开《乡土中国》这本书,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书中文字通俗生动,仿佛作者在同我面对面地谈话,不禁使我沉浸其中。所谓“乡土”,乃指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作者通过对世俗现象的理性思考,概括出来的一个概念。作者通过这一概念展开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解剖,并探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路径、重点和文化建设等问题。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重温费孝通的这些分析,仍倍感亲切。近些年来,为什么农村宗族问题出现了回     

试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农村大批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正确认识和引导这一转移，对城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成因与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农民图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1．农村改革带来的劳动力解放，大批剩余劳动力形成，是这一转移的先决条件在我国农村发展中，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     

刘备摊子里的圈子

自从有了城市,中国民间便有了城乡“二元结构”,有了农民、市民和流民的分野。农民和市民社会是熟人社会,流民社会俗称江湖,是个陌生人社会。江湖上的人无父母、家庭、宗族、邻里依靠,个人势单力薄,     

循环经济与新农村建设

一．循环经济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代际公平视角下的新捉村建设。从代际公平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体现了农村代际之间物质资本拥有量上的公平；“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有利于农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存量的维护，符合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乡风文明”和．“管理民主”使农村人力资本得以优化和传递。     

注重公共财政低成本绩效研究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国家的性质不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不同．决定着国家主体的经济活动目的及达到目的的途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财政模式。公共财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发展的目标模式，其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是国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经济行为。它体现为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身份筹集财政资金．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低成本公共财政绩效问题研究，对于强化宏观调控能力．优化资源配置，以最低的发展成本获得最高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考

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和农民大国，近１３亿人口中有９亿多居住在农村。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会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１．“民以食为天”，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从执政伊始，就对发展农业、增加农业产品供给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先后发动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后来又搞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推行农业机械化”等活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信念…     

“好”的代理人抑或“坏”的合谋者:宗族如何影响农地调整?

本研究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了宗族代理人在村庄地权变更中的行为特征及其转换机理。分析表明,随着社区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代理人将从村民公平诉求的响应者转换为地方行政指令的执行者。使用2014年CLDS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宗族组织的存在或宗族越团结,农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越高,也更可能根据村民需求实施。但随着村庄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按照村民需求进行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下降。采用村主任是否为宗族成员刻画宗族代理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宗族代理人在社区开放过程中根据行政指令实施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本研究指出,宗族内部分化或宗族精英与地方政府合作是村民土地权益受损的重要诱因,亟须严格限定行政干预的边界。应该正视和发挥宗族在村民权益保护和基层自治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正式与非正式权威、问责与平滑消费:来自中国村庄的经验数据

运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当选村主任来自最大姓对家庭平滑消费程度的影响,并从在位者问责的角度进行解释。我们发现,相比于当选村主任来自其他姓氏的村庄,来自最大姓的村庄平滑消费程度更低。原因在于,来自最大姓的村主任能利用在宗族中的相对位置,从一种非正式权威出发,说服其宗族成员支持其决策,使得行政权力能充分发挥,会增加村庄公共品投资,但不会影响家庭的私人补贴。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传统组织(如宗族)与现代制度(如选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村庄治理提供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