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危机事件网络谣言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

在重大疫情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削弱政府公信力,不利于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与危害、成因与治理,对打赢疫情阻击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从疫情信息及时公开、树立良好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网民伦理教育和网络法律监管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网络谣言展开进一步思考,反思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试论明清晋商公益伦理思想

公益伦理的核心立足于公共利益和众人福利,但是可以有一定的物质或精神诉求。晋商公益伦理大体可分为商捐官用、宗亲慈恤和乡友济困三大类。从晋商群体从事的各类公益活动中可以看出,晋商公益伦理具有习儒者较为热心公益、特别照顾受助者尊严、注重周济的可持续性、受善恶报应思想影响等一些共性特征。晋商公益伦理的形成是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山西本地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晋商的公益救助对象从宗亲到邻里路人,从平民百姓到官宦皇族,晋商与上中下层民众都保持了良性互动,既拥有了财富,又赢得了社会名望与地位,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风淳化。这对建构现代商业公益伦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中国共产党人宗教公益观刍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重大自然灾难事件的频发及宗教公益活动的迅速增多,为了构建起完善的宗教公益理论框架,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教公益观的探讨成为迫切需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宗教的双重功能,但对宗教公益持批判态度;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别认为,宗教公益具有服务社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应该鼓励宗教界从事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活动。这些宗教公益观裨益于新时期我国宗教公益理论的构建和宗教公益活动的良性发展。     

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指标体系设计

公益基金会的多重"利益相关者"特性所导致的公共责任模糊使得组织背负"公益失灵"的压力,让原本闪耀着慈善光环的公益活动蒙上了一层失信于民的阴霾。结合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的制度环境和理论基础,从财务信息的产生、发布和认证三个维度构建的财务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实践性、操作性的特点,有助于信息使用者鉴别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质量,将公益基金会打造成"玻璃口袋",提高公益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我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和应对策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国家在疫情应对过程中总结了很多成功经验,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疫情防控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进和提高。文章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预防和应对的视角,梳理了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有力举措和存在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重大疫情防控中非政府组织作用的优化——基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演化博弈分析

重大疫情的防控需要政府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有效参与方面还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因而,对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行为进行演化博弈分析确有必要。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有限,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还有待优化;信任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行为博弈的关键因素。在重大疫情来临时,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和支持能够促进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参与;政府应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措施体系并引导其积极参与重大疫情防控。另外,非政府组织也应不断提升自身能力,这有助于非政府组织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作用的优化。     

大数据时代疫情防控中的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疫情信息的公开提高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性,但频发的隐私泄露事件也暴露了疫情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之间的问题。大数据时代隐私的范围已经被扩大化,为公益目的个人应当接受对其隐私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应该是合法、适度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保护面临着知情同意规则失灵、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利益相冲突、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相冲突等困境。为保护个人隐私,必须严格规制疫情信息披露行为,首先要遵循相关法律原则保证其合法性,其次要保障公众的知情、同意和监督权保证其透明化,最后必须严格落实隐私侵权责任制度,严守隐私保护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     

重大疫情应对中的公民法治思维培养

目前,我国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取得巨大成效。为进一步增强我国在社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培养公民的法治思维,以法治精神去思考和处理疫情中出现的利益冲突至关重要。疫情中公民法治思维的培养能促使其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控制疫情蔓延;严格规范行为边界,保障疫情中的社会管理秩序;科学分析社会现象,避免疫情中的社会恐慌。目前,针对部分公民法治思维出现的偏差,如对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割裂、对法律权威地位的忽视、对法律法规的情绪化解释等问题,应注重培养公民以下几点意识:兼顾公益优先与尊重个人权利,全面认知作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采用科学严谨的法律方法鼓励公民进行公共参与。     

论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重大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进行个人信息共享,是对疫情状况进行研判预测的前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存在信息获取内容的非必要性、信息获取主体的非授权性、信息登记传播的非隐私性、信息获取使用的非程序性以及信息泄露侵权风险.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获取应该遵循程序法定原则,认定只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机构才能收集个人信息,获取信息内容应当以必要性为原则,获取过程需要遵循"告知同意"原则,在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中,应符合目的性原则,实现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对于重大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的侵权问题,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相关主体的补充责任、按份责任或连带责任,实现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的依法保护.     

论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两大历史传统

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撑的普遍的社会事业。每一种伦理价值观或社会道德的追求,都决定着社会公益事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该社会公益制度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西方文化是由两大历史传统即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融合而成,自然而然,通过考察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主体精神,我们也可以发现其自然浮现的所谓“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两大公益伦理传统渊源。     

道德、实践与信仰

在意识形态中的经济学部分已经充分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而伦理学部分却远未顾及市场经济现实要求的境况下, 我们的道德宣传和道德教育等实践活动, 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 注意培养人们的社会公德和起码的职业道德, 呼吁人们守住底线道德。但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建设与伦理关怀, 必须得到信仰的支持和维系, 否则就会流于形式,落于空洞,而显得苍白无力。     

灾疫伦理研究的背景目标?视域?方法——灾疫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上）

灾疫伦理学是对当代存在危机与生存风险的应对之学,它诞生于对生成当代频频爆发的灾疫之最终人为因素的伦理检讨。灾疫伦理学就是引导当代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生存方式,通向“人与天调”之未来世界的桥梁。灾疫伦理学必须为灾疫防治和灾疫后生境重建与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方案。所以,理性审查灾疫伦理研究的生存背景、伦理目标、认知视域和探究方法,成为灾疫伦理学构建的奠基问题。     

工科研究生学术责任养成的路径研究——以工程伦理的道德哲学为视角

杜绝各类工科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现象,需结合其毕业后的职业角色和工程实践活动特点,以道德哲学的致思方式寻求其学术责任养成路径：引导他们客观认识技术的负面作用和工程风险,建立起以“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为宗旨的现代工程伦理意识;驱策他们把施行负责任的工作这一道德要求变为自己内在的、自觉的伦理行为模式,主动遵行学术道德、履行职业承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启发他们正确认识在科研工作和工程活动中形成的多种伦理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责任,并以向善的道德努力践行这些道德责任,实现践履学术责任、职业责任与工程伦理意识的统一。     

伦理信任消解的社会学检讨

伦理信任,既是行为自由方式,也是社会精神结构。作为前者,其具体形式是“己-他互利”的道德信任或“纯粹利他”的美德信任;作为后者,它是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并构成制度、法律、规程建构的本质规范及实践指南。伦理信任的精神本质是“平等-共生”,它遭遇解构的表现形式是道德沉沦和美德消隐,但实质却是“平等-共生”精神结构解构。解构伦理信任的社会方式有两种,即前结构性解构和结构性解构,前者是政治以颠倒伦理的僭越方式设计和创建无伦理信任精神结构支撑的制度、法律、规程,使社会只有刚性的形式秩序;后者是指以伦理信任精神为指南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在运作进程中遭遇畸形变化的世界力量解构了其深层社会精神结构。两种方式都源于“财富-权力”结构的垄断。因而,改变伦理信任消解状况,重建伦理信任精神结构和伦理信任方式,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财富-权力”结构问题。     

论"建筑人格"的伦理意蕴

如果从精神属性的角度看,建筑蕴含人格,是人格投射的产物."建筑人格"是建筑的人格化积累与沉淀,具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属性,主要包含建筑形象气质、建筑生命活力、建筑道德记忆三种基本伦理构成要素."建筑人格"的伦理价值在于通过对建筑的共享性分析,去彰显诠释建筑的伦理精神特质及其本质价值;通过对建筑的人文性辨析,去解读解蔽建筑的生命气质特征及其生命价值;通过对建筑的地域性发掘,去探寻解析建筑的道德记忆特质及其本土价值."建筑人格"将指引建筑及其相关活动中的伦理追求与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也可以实现建筑活动中对伦理主体及其责任的规定性,从而体现出建筑人格化表达方式和人格化建筑存在特质的伦理意蕴.     

重大疫情中“陌生人社会”的焦虑、理性与秩序研究

疫情式的“陌生人社会”往往与重大疫情一起发生，并呈现出人际间的信任危机、社交恐惧、个体性孤独等心理状态，其不仅强化了疫情防控中的社会焦虑，同时深刻影响着疫情中人的理性化与社会的秩序化。然而透过理性窥探可知，疫情式“陌生人社会”的真实样态是短期性而非长期性、操作性而非道德性、群体理性而非群体非理性的。这就要求将重大疫情中“陌生人社会”的内在理性秩序强化与外在非理性秩序弱化相结合，通过加强宣传工作、舆论引导与组织管理等对策，弱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中“陌生人社会”的非理性秩序。     

现代产权伦理的价值取向

产权伦理作为经济伦理的基础,是调节人们之间财产权利关系的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是调整人们产权关系的一套规则体系。它通过不同的价值取向来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产权伦理的功利价值,促成经济利益最大化;产权伦理的道义价值,促使自利行为公益化;产权伦理的文化价值,促进物性文化人性化。     

艾滋病防控面临的道德冲突论纲

道德冲突是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控面临诸多难题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因素。艾滋病防控中的道德冲突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规范性道德冲突,包括政府干预与公民自主、资源稀缺与分配公正、宽容策略与道德标准;二是事实性道德冲突,包括宣教策略的选择分歧、吸毒人员的伦理定性、性工作者的管控难题以及自愿咨询检测困局;三是主体性道德冲突,包括"道德多数"与少数人权利、社会支持与社会歧视、部门合作的主体困境。道德冲突往往使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方面和环节陷入两难的境地。协调这些道德冲突,必须在区分两种不同性质冲突的基础上,坚持相应的道德原则,强化责任伦理,实施宽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