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公共性”之困境及其再生产

公共性是政治哲学的永恒关切,也是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组织的重要内容。现代性自身内含着自我矛盾性,需要外在的、可以提供聚合力的精神之根来补救,公共性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公共性是现代性的当代主题。中国社会公共性议题需要嵌入到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分析,公共性话语的构建迫切需要破除现代性“产品”的桎梏,同时亦要求在本土现代化的继续推进过程中持续获得再生产的资源要素。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分流抑或分工合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与中国政治学学科及其话语体系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是一套成熟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话语体系,其中包含丰富的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与论述。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几乎仍然是唯一能与西方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抗衡与交锋的元理论性质的话语体系。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源自西方,是在与时代以及前人的对话和交锋基础上建构进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也是很容易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进而相互借鉴和学习的理论话语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才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及其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中的这种核心地位与特殊作用。     

新时代思想建党话语建构：生成逻辑、基本意涵及路径遵循

新时代思想建党话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和知识的话语呈现或外在表达,是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思想建党话语百年嬗变、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及构建党建话语体系诉求是新时代思想建党话语的出场逻辑。新时代,党不断赋予思想建党话语丰富内涵,从功能定位、首要任务、思想武器、制度保障、价值旨归等方面建立起完整话语逻辑链。构建新时代思想建党话语,须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重要论述为指导,加强思想建党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系统建设,推动话语传播及完善话语评估机制等方面下功夫。     

论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从帝国主义理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发展演变的重要理论框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帝国主义理论相应地经历了经典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冷战后新帝国主义等理论类型的演进。三类帝国主义理论尽管解释力各有差别,但它们都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和全球性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种被资本霸权控制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违背了人类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偏离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要求。因此,必须探索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公共性且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体系和共同体实践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以维护和增进共同体公共性为价值指引,旨在让资本增殖的逻辑服务于增进和实现共同体的公共性,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构建一个多极、平衡、公正的全球秩序,由此实现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公共官僚的自主性及其意涵的辩证解析

公共官僚是当今公共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所以,官僚的自主性问题(autonomy)也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的关注焦点;面对我国当今公共官僚所引发的众多治理失败困境,毫无防备地引进西方“后官僚制”的理论武器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无法复制西方国家后工业的知识经济模式和成熟、弹性的社会治理结构。所以,与“消解官僚制”搭配的政府内部竞争市场、公共服务民营化、弹性虚拟组织等改革策略不应是我们处理官僚自主性困境的主流解决办法,也不应当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基于我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和国情,在坚定地推行以“依法行政”为主题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以德治国”的深层含义,逐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应是我国行政发展的核心主题,也是摆脱西方“官僚制迷局”的新思维。     

历史叙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审思——以泰州学派为考察

国家一社会理论的二元对立观在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从“复线历史”叙事视角出发,以明代泰州学派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历史结构和社会行动者的双重刻写,重构历史叙事的现场感,尝试探究中国公共性生成的历史线索.明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兴起颠覆了士农工商的固有社会等级秩序,经济社会结构变迁造就了一批民间知识分子的产生,泰州学派的良知之学、“淮南格物说”和泰州门人的宗族建设实践,以公共性达成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催生出兼具时空结构和底层意识的社会雏形,超越了国家一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关系,为解释中国社会公共性生产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中国现代性:从实践探索到话语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实践活动,中国现代性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人与社会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题,中国现代性同样以人与社会的发展作为基本主题,关注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的当代发展问题.中国现代性作为话语体系是一种主动的理论自觉,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显性逻辑,...     

融合视域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检讨,寻绎出传统行政思想研究的生发途径与内涵框架,分析箴定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构建的有效性。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义理的生发实际上是因西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学术话语而产生,但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积极经世致用的特殊性格使然,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概念的提出虽似预设为一理念上的价值存有,实际上却是传统政治思想的具体运作,即此扮演传统政治思想的行政实践角色。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其实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体”“用”关系,在政治与行政分合价值与实践的双重范畴认知下,亦寓涵有一特殊的“月印山川”意像。在这一基础框架和理解视域中,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内部理路与实践效应,完成视域融合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系统性理论创构。     

萧莲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萧莛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莛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莛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     

新时代中国对外融通话语体系的构建逻辑与现实面向

国际话语权博弈是赢得人心、影响世界之争。当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话语霸权体系的自我解构、新媒体的急速变革,以及中国人全球观的嬗变、知识生产的创新、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都为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对外话语融通体系的构建逻辑是以顶层逻辑为指引、底层逻辑为实践路径,通过事实逻辑、情感逻辑实现“共情”传播。该体系以开放包容、平等理性、求同存异的态度看待多元文化,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融合”而非“分裂”、“多元互补”而非“彼此博弈”的共赢话语模式。加强顶层设计与国家战略叙事、夯实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构建多层次对外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叙事能力、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创新传播平台和传播形态,是构建对外融通话语体系的主要路径。我们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打造“以我为主”的对外融通话语体系。     

从整体上打造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

从整体上打造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就是不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作为"理论的"、"学术的"话语体系来构建,还要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出发,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来回应当代中国实践的需求、当今时代发展的需求、当前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打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话语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体系,是从整体上打造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整体上打造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深化的重要课题,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理性审视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是西方行政学经典的理论范式和西方政治与行政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它是西方特定政治背景的产物,其宗旨是根据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功能、性质及其运作逻辑确定其各自的运行规则,以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统一.尽管这一经典行政范式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受到了很大的质疑,但对于正致力于建构现代国家治理框架的中国来说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青年政治问题的学理性阐释——评《青年政治学：理论与实践》

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两岸关系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海泽龙撰写的《青年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于2021年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凸显了青年政治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与“中国立场”,积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青年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该书夯实了青年政治学的理论之基，开拓了青年政治学的实践之维，构建了青年政治学的系统逻辑体系，是关于“青年政治学”的原创性理论研究的尝试。该书的出版是青年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创新发展的启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其最新成果指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理论大众化研究等,是克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和"失语"状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有效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话语"的认识和理论来源于"为什么话语"教育实践,创新认识和理论必须运用于实践,指导并服务于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统一.     

人情的行政实践效应:一个中观层面的考察

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人情是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其对中国行政实践与价值选择的影响,主要基于互惠逻辑、面子逻辑和伦理逻辑而得以展开。中国式的人情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行政体系内部形成的、以行政体系内部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为基础的业缘型人情;另一类是由行政体系与行政体系外部的社会性主体基于业务往来等而形成的互动型人情。人情对本土行政实践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正面的主体激励,也可以表现为负面的腐败催化。根据情理法的不同优先性排序及情理法作为三种要素在"利""义"设定中的功能之不同,可将行政交往关系分为"情感型交往""工具型交往"与"理法型交往"三种类型。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而言,构建理法型行政交往模式,都应是努力的方向。     

网络话语空间公共性重构的理路与方式

依靠技术嵌入形成的网络话语空间突破了时空限制，将公共场域的边界放大到极致。然而，这只是信息技术中内嵌的属性，不可能自发、自主地重构公共性。若停留在技术的自在状态，社会关系、理念机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这只是新(网络媒介)与旧(现实社会)的简单叠加而已，公共性的本质不可能展现。网络话语空间与多中心治理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但实现两者的融合却是自觉、自为的过程，这既是对技术革命的顺应，又是对它的超越。网络话语空间公共性重构是治理语境下的命题，是与构建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建设治理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以主体间共治取代主客体管制，构建平等、理性、公开的沟通互动机制，实现网络大众向网络公众的转变，是网络话语空间治理的本然之义，也是公共性重构的必由之路。     

“弱国家”的终结与新史观的兴起：当代美国行政之变的话语塑造

行政主导体制在现代美国的崛起，堪称一场“不流血的宪制革命”。这一历史性巨变，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分权宪制传统及长期流行于世的“弱国家”叙事，形成现实与历史、实践与理论的强烈反差，从而引发一场延宕百年、悬而未决的行政合法性困境。面对困境，几代美国知识精英致力于重建新史观，精心塑造出一整套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为美国体制转型辩护，力图证成新的行政主导体制的历史合法性。这一新史观的重建过程表现为：他们用“国家建构”的新叙事取代“弱国家”的旧叙事，同时以还原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和行政治理历史的方式来证明新叙事的可靠性，并且引入“危机与变革”的历史逻辑和“人民出场”的新宪制史论，来论证行政主导体制不是违背美国宪法传统的产物，而是美国人在应对危机的历史实践中自发做出的现实选择。这种融叙事之变、史实还原、逻辑转换和宪制观念更新于一体的新史观，打通了前后两个百年的美国国家建构历史，最终在理论和话语上塑造出一幅具备历史合法性的美国行政体制图景。剖析美国知识精英主动修正意识形态，为重构行政之变的历史合法性而殚精竭虑的话语生产过程，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体制的历史之变、内在矛盾和现实逻辑，深化对政治实践和理论关...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的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性”。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