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     

关于生态贫困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

认识生态贫困是讨论生态扶贫的逻辑前提。把握生态贫困应当确立人的维度和生态的维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态贫困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人的生态关系“恶化”而导致人的贫困。生态贫困是指人类因“生态”致因而无法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存和发展资源陷于贫困状态中。它主要分为环境退化型、自然灾变型、能力脆弱型和行为后果型等四种生态贫困类型。生态扶贫要消除的是生态贫困。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双非地区”倒挂式贫困的治理困境

倒挂式贫困主要包括发展倒挂和福利倒挂两层含义，是政策倾向性下资源的非均衡配置、行政压力弱传导、政策叠加与“福利悬崖”以及乡村场域内在的贫困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倒挂式贫困具有分布弥散、群体的内生发展能力受限等特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既有脱贫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和套用，而需要顶层设计层面立足整体性治理，将扶贫战略逐步转入“战时”与“平时”相结合的过渡模式，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功能，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涉农战略衔接配套，增强倒挂式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视阈下多维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思想通过“五个一批”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扶贫项目安排的精准化,并验证了多维贫困治理理论的正确性。在分析验证“五个一批”扶贫思想建构于多维贫困理论、环境决定论、治理理论及内源性发展理论等基础之上,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精准性和靶向性,具有理论高度,同时又完全符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在河南兰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案例中,“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与微观情景变量进行了有效结合,实现了公共政策产出绩效的最大化,助推了兰考县脱贫摘帽目标的实现。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驻村帮扶“接棒治理”的逻辑与归宿——基于豫南L行政村的田野调查

有效贫困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村社集体,然而，废除农业税之后，乡村基层组织越来越“悬浮”于农民。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实施和大量扶贫资源持续输入农村，软弱涣散的村社集体却失去了与国家资源对接的能力，造成贫困治理的“内卷化”。村社集体的内生活力某种意义上需要外部力量予以激活和再造，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驻村帮扶”是贫困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驻村帮扶本身是连续性的，成员通常由同一单位选派，类似于接力赛，故称之为“接棒治理”。“接棒治理”能够为理解驻村帮扶贫困治理实践提供一种可取视角。在“接棒治理”的框架内，由同一单位选派的驻村帮扶成员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旨在最大限度地为帮扶对象争取更多的资源、多办实事。作为外部嵌入力量，驻村帮扶不可避免地对村庄内部治理秩序产生影响，但由于退出机制的确定和可预期，驻村帮扶下的“接棒治理”不会完全改变村庄内部权力格局，更不会对村庄自治造成破坏，其旨在培育并回归自治，将“接力棒”最终交接给村社集体。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精准“防贫”效应分析

利用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行政村跨期十数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从贫困脆弱性视角量化分析、评价不同时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效应及其精准性。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1999-2011年期间降幅巨大（约下降99%）,抗风险冲击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总体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即期效应显著,可使农户贫困脆弱性指数降低5个百分点以上,然其“防贫”时滞效应却并不突出。分不同群体考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防贫”虽存在一定“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包容性较强、瞄准精度尚可,能惠及大多数“重度脆弱户”和“中度、轻度脆弱户”;换言之,除“微度脆弱户”、“极度脆弱户”及部分“重度脆弱户”外,其间各贫困脆弱组农户均能从中得到保障,然贫困脆弱性强度越高,所受保障程度愈小。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此种“防贫”的精准度可持续性差,无明显时滞效应。     

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关键问题与治理策略研究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进入"注重贫困退出与强化减贫成效维持与增进"的巩固提升阶段。准确把握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阶段性特征,深刻剖析精准扶贫进程中"手段目标化、局部系统替代、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展、流动贫困人口管理接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关键问题,藉此提出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治理优化策略:准确把握精准扶贫政策蕴含,创新全域扶贫理念;开展生产力布局空间重构,顺畅资源跨域空间传导,注重要素流动增益;关注脱贫人口适应期生计风险防范,注重内生动力激发,健全长远生计保障;厘清城乡贫困关联,推进城乡贫困人口协同治理;坚持改革创新与机制完善,健全绩效考核评估机制,提高扶贫开发整体水平。     

“驻村第一书记”推进凉山彝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计划的稳步实施,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着新的改革机遇,如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解决 好贫困农村基层组织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较为突出的“思想贫困” “作风贫困”及“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贫困”,成为当前一项主要 的目标任务。以“驻村第一书记”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推进凉山彝区贫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效果进行调查与研究, 对于构建彝区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促进民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精准脱贫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西部生态脆弱与资源约束性贫困分析

在研究西部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及其缓解、资源约束性贫困与扶贫政策调整等问题基础上,提出了西部扶贫政策与资源配置战略。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路径转向研究

基于旅游开发——贫困减缓——平等参与——生态保护四维关系,分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禀赋特征和发展特点,认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边疆贫困、民族贫困、生态脆弱区贫困的三重约束,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偏离发展中心的边缘区,从生态位看属于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多样性保护区,从经济发展位看为贫困度较深的弱后欠发达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作为该区域减贫脱困的重要方式必须权衡这些关系和问题,并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应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精准旅游扶贫,推进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增权于贫困人口,保护生态环境。     

西部地区生态贫困与生态型反贫困战略

贫困状况的发生和贫困程度的大小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西部地区有着更明显的体现。中国政府对西部贫困地区一度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但很快就从反贫困问题转向“返贫困”问题,其重要原因就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的生态贫困使其不具备经济开发的基本条件。不能够按照传统的一般性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标,应从生态的角度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建立生态型反贫困战略。其基本思路,是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作为扶贫政策的中心,重建西部生态系统,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使西部地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协调统一发展。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比较优势探索

精准扶贫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现有的精准扶贫政策面临政策能否“落地”、村庄能否重构以及农户能否自助等方面的挑战。社会工作在专业性、职业性、与国家行政力量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均具有优势。社会工作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有三种途径：一是对贫困人口所在村庄的民情进行精准把握;二是重建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三是对贫困群体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进行提升。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社会救助政策的“负激励”风险及其防范

通过梳理现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归纳现有政策中存在的“负激励”风险,主要包括：救助资格认定方式单一,救助权责界定模糊,就业扶持与激励力度不足,专项救助瞄准偏差与救助待遇简单叠加。这导致相当一部分适龄劳力的受助者缺乏主动摆脱贫困、积极再就业的意愿。防范社会救助政策的“负激励”风险,关键在于努力实现从给钱给物型的被动型、生存型救助保障,转向注重能力建设、提升自我发展的综合型社会救助。应该建立“支出型贫困”救助,明确实行分类救助,准确定位各救助项目功能,实现救助权责统一,加大就业援助与政策激励,激发受助者再就业主动性,强化“能力援助”,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