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农村养老保险必须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

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保险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养老保险功能急剧弱化 ,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很不相适应。为此 ,必须加快养老制度改革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实现农村养老保险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当前要通过提高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要性认识 ,增强农民社会保险意识 ;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承受能力 ;理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 ,搞好农村养老基金管理 ;广开社会保障筹资渠道 ,为社会养老保险提供充足资金等措施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顺利开展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功能分析

从健康、参与、保障等3个方面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功能进行分析,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有利于增进农村老年人健康、促进农村老年人多方面的参与、提升农村老年人的保障水平,指出制度化是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建议从探索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强化资金保障机制建设、加强安全管理机制建设、加强考评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制度化安排。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结构化社会互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意义认知单一、支配机制不健全与身份合法化难等问题,以吉登斯结构化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明确自治主体与社会组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调控作用,探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合法化结构,发挥吉登斯结构因素与行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体人员自治、政府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嵌入等动态过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脱嵌与重塑：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根源与因应策略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总体上呈现出“高需求—低供给”的结构性难题,社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弥补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在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以嵌入理论为基础,构建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分析框架,分别从认知嵌入、能力嵌入、资源嵌入、关系嵌入四个维度分析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当前社会组织在嵌入农村互助养老过程中存在认知滞后、能力不足、资源有限与关系不稳等多重脱嵌困境。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应该进行认知重塑、能力重塑、资源重塑与关系重塑等建议,以期为社会组织更好赋能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经验镜鉴。     

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下对农村互助型 PPP 养老制度的探索 ———中德比较及启示

PPP 模式给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带来新的发展路径。 以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基于强制性、规范 性和认知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德 PPP 模式制度环境的对比,探索中国农村互助型 PPP 养老制度的建设策 略。 就德国而言,联邦政府在“多代屋”建设中实施了适宜的政策与法律法规,其社会资本与人民也积极 参与“多代屋”的建设,进而形成先进的互助养老制度。 农村互助型 PPP 养老制度的建设在中国仍处于 起步阶段,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和农村居民的互助养老意识也有待提高。 综合中德的对比分析,提出优化政策和法律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创新公私风险共担机制、普及数字化养 老生活等建议,促进中国农村互助型 PPP 养老制度的发展。     

论中国农村养老模式选择

在进入了老龄化的 2 1世纪 ,占全国老龄人口 75 %的农村如何养老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经济大问题。分析农村现有养老的利弊 ,目前宜采取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即对农村老人和准老人以互助家庭养老方式为主、青壮劳力以参加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主动型养老方式 ,方适合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困境与转型

当前,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面临历史实践积累少、集体共识建构难、合作信任维系难、组织依托建设难、老人素质保证难、质效提升保障难等多重困境,这些问题仅靠制度建设难以解决。面对家庭养老弱化和机构养老认可度低的形势,应积极推动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向以多主体融合为基础的多功能、专业化、立体式、普惠型社区综合性养老转变。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村幸福院机构化、平台化、社区化和合作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多主体融合性和合作性参与的政策保障体系,即确立以社区养老为本的顶层设计,实施以福利偏向为主市场为辅的社区养老政策,建立以社区居民为主的自治型社区养老队伍,确保农村社区养老机构管理与服务的自治性,提升家庭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供给能力和农村老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实施农村社区养老智能化与网络化发展工程等。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群体特征差异,经济保障能力特征差异不明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日常-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老年人对其他互助模式的选择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提高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重塑农村互助理念、降低互助养老可替代性、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从“碎片化运行”到“协同性供给”: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之进路

互助养老虽为农村养老新模式,但当前整体运行状况不尽人意,其症结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以"条块分割"等为特征,在身份、区域、运行等层面,呈碎片化运作之势,具体表现为认知难以产生共鸣、养老资源零散化、政策设计失衡、服务运行地方化、养老需求偏好与服务供给目标偏离等,直接影响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据此,可从需求、资源、供给三个维度设计出"3个动态链接+1个良性循环+多个优化结果"的碎片化整合思路,以指导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的建构。在整合思路指导下,从完善政策设计、优化主体关系、创新服务方式、建立瞄准机制等层面来建构具体、可行的路径,以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从"碎片化运作"走向"协同性供给",从而打破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运作格局,全面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能力与供给效率。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

农村互助养老能弥补现有农村养老保障的不足,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质量,但农村互助养老尚存在定位不明确、资金难持续、管理欠规范和专业服务缺乏等问题。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效果的最佳路径是制度化。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从价值共识、规范制定和组织管理三个要素和普适性、稳定性两个维度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正处于由自发地、无序地互助到有序、规范、稳定、普适的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制度化演进中,现阶段还存在互助价值偏离、资金人员匮乏和结构功能失衡等文化认知困境、组织困境和规则困境,需转变理念,增进共识;整合资源,多元筹资、合理配员、明确权责,以理顺秩序,提升效果。     

结构与行为：“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农村养老问题的消极影响与对策研究——以湖北省天门市皂市镇J村为核心个案

结构化过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影响甚至再生出新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改变,中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选择＂离土又离乡＂的转移模式,这种行为选择导致村庄新生的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农村的养老问题形势严峻。以湖北某村为核心个案,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指导下,针对中部农村的养老问题,可采取如下对策：明确职责归属,家庭社会＂双管齐下＂;强化制度保障,鼓励民工返乡就业;完善机制建设,因地制宜促农村养老;吸引民间投资,拓宽农村养老渠道。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本文利用苏冀陕三省农村老年人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识别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类型,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不同供给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水平整体不高,且对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差异较大;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具有多元化的选择和组合偏好,可分为情感-管理型、情感型、低参与型、低管理型及高参与型5种供给模式;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建议针对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不同模式,发挥家庭支持作用、健全政府激励机制、加强互助养老宣传,精准引导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     

论农村失独家庭养老机制的建构

农村失独家庭养老存在着对象针对性不强、保障标准层次偏低、保障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农村失独家庭养老应从构建专门养老保险制度、社会服务事业制度和社会互助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形成一套体系完备、保障水平高、管理先进的专门针对农村失独家庭的社会养老机制.     

农村养老保障现状及其支撑条件——对山西农村调查资料的分析

对2004年山西农村养老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山西农村的养老模式总体上仍属于传统的家庭养老,主要特征表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养老的经济支持力度有显著影响,而经济支持的来源却直接受政策、风习、道德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以家庭为主,家庭中以老人自己的当前劳动收入为主;其生活方式以单独居住、自我照料为主;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集体经济对养老的支持极其有限;多子女老人不具有养老优势,计划生育有利于养老保障.     

三孩生育政策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三孩政策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农村面临着家庭养老模式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模式保障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互助养老模式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新出路。为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促进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西安市357名60岁(含)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对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影响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因素中,社区人员互动频率、“养儿防老”观念和社区满意度是直接表象因素,生活担忧度是间接中层因素,居住方式和家庭年收入是次间接中层因素,婚姻、生活自理能力、文化程度、子女学历和年龄是根源深层因素; 为解决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局,需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改变部分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鼓励引导老年人主动积极参与互助养老,在硬件上完善互助养老基础设施,建立管理者和组织者的竞争激励机制,在内容上扩展互助养老服务范围,不断满足老年人对于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