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以土地信托流转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向选择

新型城镇化当前的重点是农民工市民化。现有的突破口,主要是在户籍改革和土地制度上,允许农民带土进城,并让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在土地信托流转中,信托财产即为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公司或中介机构对受托土地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并在确保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将土地转给农业经营公司、家庭农场或种养殖大户等,通过其集约化经营提升农户的收益。在收益分配上,农户可获得土地租金和增值收益。因此,通过土地信托流转的方式带土进城,农民工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消费能力,为其成功实现市民化提供支撑。目前,土地信托流转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还面临土地信托盈利前景不明朗、参与利益分配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以及流转的农地非粮化经营等诸多现实困境。今后可着力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中介的入股形式开展土地信托流转,并同步采取针对性举措。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就业问题探讨

当前,农民工就业面临层次较低,信息渠道不畅、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此,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构建平等的就业环境;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解决农民工就业需求持续增长的问题;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自主创业支持力度;尽快建立农民工全国就业信息网,解决农民工跨地区就业信息互联互通的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

阐述了就业能力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分析了当前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及其就业能力的提升困境,并从政府、企业、农民工自身和城市社会等方面探讨了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政府要着力打造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制度平台;企业要勇于承担在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方面的社会责任;农民工要提高自我增能意识以提升就业能力;城市社会要提升包容性以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能力。     

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的博弈分析——以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例

农民市民化进程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制约着农民市民化进程。从市民化成本和收益分担三方主体的博弈矩阵分析结果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多元共同分担和分享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是占优策略均衡。因而,科学确定三者合理的分担比例是为良策。这既要考虑到分担主体自身的分担能力,又要保障分担主体的收益,同时还需拓宽市民化资金来源渠道,改革阻碍市民化进程的制度,降低市民化潜在成本。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挥区位优势或产业优势,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对大城市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

计算北京市为常住人口提供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后的公共服务效率变动情况可见,11个区县的公共服务存在投入过量和资源浪费的情况,支出效率有10%⁸5%的提升空间。运用Tobit方法分析影响因素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政府达到一定规模后公共服务效率会有所下降,人口规模适度增加对城市公共服务效率有正向影响,给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并不会给大城市财政造成过大压力,反而有助于提高大城市公共服务和财政支出效率。     

心理健康与进城农民工的多维贫困

基于CGSS2017年度数据,利用A-F测度方法对比分析了进城农民工与原居地农民在教育、健康、资产、社保、融入等五个维度的不同贫困特征,创新性地引入心理作用机制,探讨个体心理健康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对比原居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更加严峻,贫困群体内的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心理健康是影响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主观能动性在心理健康作用于多维贫困的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心理扶贫将更为重要和迫切,建立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扶贫工作机制,由疏导帮扶转为提前预防,增进农民工幸福感和获得感。     

论新时期我国扶贫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目的/意义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农户健康和公共卫生系统等因素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为保障“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脱贫稳定性提供理论依据。设计/方法利用2016年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以世界银行宣布的贫困线为标准,基于精准扶贫视域,从是否贫困、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指标测度减贫状况,并运用log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医疗支出比重、健康状况与自来水使用状况等因素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论/发现医疗支出比重对是否贫困、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农户健康情况对是否贫困具有负向影响,自来水设施使用情况对是否贫困具有负向影响。医疗支出占比过高是贫困农户家庭贫困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农户健康的身体状况是农户摆脱贫困的保障,良好的公共卫生系统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健康水平,增强农户摆脱贫困的能力。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结构性制约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外来人口的实证研究

外来人口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正受到广泛的关注.本研究首次较全面地研究了外来人口的压力,精神健康情况.本研究从结构化理论视角审视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关系进行了解读.本研究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外来人口精神健康间关系乃是负相关关系,表明现存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行动者(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有着关联.而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对外来人口的影响并未导致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程度的降低,乃归结于城市社会制度对外来人口的使动性作用,它促动外来人口对城市社会制度进行再生产行动.外来人口对城市社会制度再生产行动,也是对城市社会制度制约性的一种社会回应,他们以赋予自身移民行动内在意义来弱化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对其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和重构社会网络以重新配置城市社会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各种资源.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多维贫困理论及中国农村贫困实际状况,利用2016年对甘肃省1 749家农户的社会调查资料,对样本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行了Pr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尽管样本农户存在收入层面的贫困,但交通、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贫困更加严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因此,反贫困内容由物质性为主向辅以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转变,反贫困模式由“输血”转向“造血”式扶贫开发,是健全反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     

高校学生“双贫困”现象透视

当前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贫困生的经济、心理"双贫困"现象值得教育者关注.在经济扶贫各项措施深入实施的同时,应加强"心理扶贫"工作的力度.要扶贫先扶志,要在人格上尊重他们,营造校园健康的育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