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在政府数据治理中的应用:优势、挑战与对策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式。现阶段的政府数据治理面临着质量管理差、安全管控弱、开放共享难的问题。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去中心化、去信任、可追溯、透明、安全的新兴互联网技术,能有效克服当前政府数据治理存在的问题。但区块链技术在政府数据治理的管理权威、安全监管和法律秩序等方面带来挑战,亟需政府完善应用理念,创新监管机制以及健全制度体系来推进数据治理中的区块链技术应用。     

人工智能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新挑战、新特征与新路径

政府数据治理是事关政府管理创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运用人工智能加强政府数据治理是当前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人工智能在政府领域的深度应用,对传统的政府数据治理方式、数据资产管理、数据质量管控、数据开放共享以及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提出了新挑战。同时,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政府数据治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主要包括数据内容更加丰富、数据处理更加快捷、数据管理更加高效、数据决策更加科学、数据服务更加精准等。基于此,应重点从加强顶层设计、推进依法治数、打破数据壁垒、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注重技术创新等方面来推进人工智能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工作的开展。     

数字治理视域下健康数据利用权益制度构建

健康数据虽涉及个人敏感隐私信息,但由于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在数字化时代开放共享成为必然趋势。以往单一权利保护模式已无法应对挑战,通过构建新型治理模式协调多方主体的多元利益,才能促进健康数据的流通开放。健康数据开放利用中存在产权配置权利不对称、健康数据来源者隐私利益保护不足、企业健康数据商业利用场景合法性问题、政府多重角色导致治理边界模糊等治理困境。因此,应重塑健康数据利用权益配置的公共价值,确立“个人、企业、政府”权益合理配置的健康数据整体性治理模式,构建责任与权益相一致的治理责任结构,形成对主体权益的软法与硬法协同保护,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且最小限度利用个人隐私。只有确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并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健康数据开放共享才能得以实现。     

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分析及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多元利益主体的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体系,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存在的现实问题,分别从市场主导型机制、行政控制型机制、社会辅助型机制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即市场化的全面应用,规范法律制度,完善监督机制;保证多元利益主体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和监督。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法治推进——兼论《数据二十条》相关条款设计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与水平决定了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动能的程度,对加快数据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是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基础是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是健全高效的定价机制,底线是保障数据要素安全发展。我国虽已明确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但相关法律尚未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尚未建立,数据要素定价机制尚未明确,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与监管的边界也尚未清晰,所有这些阻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充分实现。故需立足数据要素市场的特征与现实,以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促进数据动态权属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机制,同时厘清数据监管边界,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安全发展,实现数据要素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的市场化配置。     

我国跨流域调水水环境安全的法律保护

我国跨流域调水水环境安全的法律保护,必须促进水量安全、水质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战略安全的相互配合与协同演进,从体制与机制变革上寻求出路.应当立足系统研究的视角,界定跨流域调水水环境安全法律保护的基本含义,要从立法指导思想的综合性,法律体系的协调性,水权市场及其价格机制的完善,生态补偿方式的市场化等方面,构建我国跨流域调水水环境安全法律保护的框架.     

数字政府视域下政务数据开放的法治化路径研究

作为“第五生产要素”的数据在建设数字政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数据安全法》也设专章对政务数据开放进行了规定,但从政务数据开放的实践来看,“信息孤岛”“数据烟囱”问题严重,政务数据权属模糊、开放准备度不足、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缺乏、开放到利用的转化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务数据的深度开放和利用。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研究政务数据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有助于发现和解决政务数据开放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可进一步完善政务数据开放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政务数据开放制度的完善应当在法治轨道上从数据开放的规范供给、主体责任、监管治理以及安全保护等方面科学、有序地推进。     

国内数字政府研究进展与展望——基于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数字政府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层出不穷。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关于数字政府研究的CSSCI来源期刊作为样本数据源,同时借助CiteSpace软件系统梳理该领域的经典文献,发现相关主题研究成果数量在2017—2021年呈现急速上升趋势。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政府、数字治理、大数据、政府治理、电子政务等主题。未来,应该继续加强数字政府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拓展数字政府的应用研究、关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机制研究,以及加强数字政府的多主体参与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研究

大数据技术在提升我国政府治理效能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我国大数据应用技术水平、应用环境、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的契合度等维度探讨了大数据赋能国家治理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厘清了大数据嵌入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即公共大数据建设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增强国家治理的预测和调控能力,旨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同时,基于目前大数据使用效能和开放程度有待提升、嵌入政府服务存在伦理困境、相关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现实困境,从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规避大数据带来的伦理风险、完善大数据管理机制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完善路径以摆脱困境,以期让大数据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家数据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城市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理论体系与现实路径

基于对已有的安全和危机管理理论的反思,结合现实社区治理的问题经验和发展诉求,指出城市开放社区的公共安全理论及实践工作需要不断推进和深入.社区安全问题治理研究除了借鉴传统封闭式社区一般性公共安全治理基础理论之外,还适用于紧急事态管理、脆弱性理论和全周期管理理论等发展性理论话语体系;作为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城市开放社区治理需要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现有制度结构框架内的"元创新"去有效应对.依据社区公共安全系统机制与复杂适应系统模型特征的契合性,提出应巩固开放社区安全协同管理机制服务性、强化开放社区安全过程调适机制动态性、提升开放社区安全评估反馈机制原则性的路径,以此构建过程性和整体化的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基础框架,进而提升城市治理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操控力.     

农地土壤污染治理公私协作法律机制探析

农地土壤污染已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及农产品安全的主要问题。鉴于农地土壤环境问题呈现污染源分散、污染成因复杂等特征,及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技术匮乏等现实,具有汇集资源、分散风险和降低成本等优势功能的环境公私协作成为破解土壤污染治理困境的新思路。政府通过社会资本的引入及多元修复主体间的信任互惠网络,科学设定修复目标、合理分配修复责任及风险、实现农地土壤生态功能的优位保护。农地土壤污染治理公私协作法律机制,具体以"政府引导、平等协商及契约规范"为核心内容和法律手段。     

数字经济背景下公共数据开放安全治理

公共数据类别多元化、开放方式多样性与普惠性要求与数据安全治理具有天然的紧张冲突。当前公共数据开放安全治理存在多重局限,包括强调公共部门而忽视社会主体的安全治理责任,安全保护义务的宣示化,技术规范的缺失,难以满足公共数据要素化下的安全治理需求。从消解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的冲突出发,针对公共数据开放的特征应注重回应性的安全治理。在方法论上强调合作治理、比例治理和技术治理;在治理机制上注重从公共数据梯度开放、安全义务的比例分配、技术治理的规范保障与安全合作治理的机制跟进等方面进行适应性的完善。     

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的理解框架重构:一种价值形态演化视角

大数据时代,政府开放数据被认为蕴藏着巨大的潜在价值,而要全面有效地开发利用其潜在价值,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是一个必要条件。不过,到底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以及怎样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在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对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是什么、价值生成机制及其实现过程如何、价值生态系统怎样以及价值形态有哪些等基础性问题进行省思的基础上,通过诠释价值形态演化视角,尝试构建一种包含资源形态、资产形态、知识形态和智慧形态演化阶段/层次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理解框架。在这种理解框架中,政府开放数据的潜在价值通过从资源、资产到知识再到智慧的演化以及社会化建构将得到充分挖掘和实现,并最终与智慧社会建设深度融合在一起。通过基于价值形态演化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理解框架可以发现,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耦合系统。推动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治理体系,需要坚持前瞻性、整体性、发展性思维,完善政府开放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开放数据制度规范体系、改进政府开放数据价值转化体系、优化政府开放数据价值生态体系、构建政府开放数据人文价值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有效地开发利用政府开放数据潜在价值。     

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意蕴、现实问题与治理进路

人工智能发展中要处理好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人工智能设计与人工智能伦理的关系、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法律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很可能陷入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道德主体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教育瓶颈问题等.针对这些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现实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二要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构建权责高度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三要坚持多主体参与原则,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四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建立文理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体系;五要坚持开放共享原则,构建面向世界的人工智能伦理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     

银行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

银行业安全是金融安全的核心,也是金融监管的核心。为此,从银行内外部治理、一国金融体系的组成两个方面研究了影响银行业安全的内部因素及其传导机制,包括银行治理结构、银行业管理体制与产权结构、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融资结构、其他金融机构与银行业的竞争与互补关系等具体因素;从外资银行和战略投资者的进入、金融自由化、一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监管体系四个方面研究了影响银行业安全的外部因素及其传导机制,包括外资银行进入、引进战略投资者、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信用环境、对外贸易状况、对外债务状况、货币因素、宏观经济政策等具体因素。     

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意蕴、现实问题与治理进路

人工智能发展中要处理好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人工智能设计与人工智能伦理的关系、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法律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很可能陷入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道德主体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教育瓶颈问题等.针对这些人工智能伦理引发的现实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二要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构建权责高度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三要坚持多主体参与原则,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四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建立文理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体系;五要坚持开放共享原则,构建面向世界的人工智能伦理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     

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安全治理

公共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管理热点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政府在公共安全能力建设、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性、市场化的安全防范组织不断壮大,公共安全领域呈现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良好态势.但是,当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并不十分规范,在安全责任意识、安全职能定位、安全治理保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现实问题和制度困境.理念层面,需要培养合作治理共识,加强公共安全文化建设;制度层面,需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设,建立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治理制度;操作层面,需要落实公共安全的全过程合作监管,实现城市公共安全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与规范化     

投资者保护制度、控制权市场与劣质并购

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和控制权市场都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外部治理机制。如果法律制度较差,则市场将成为更重要的治理机制;相反,如果市场较差,则法律制度将成为更重要的治理机制。以2000—2008年的730个劣质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了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和控制权市场两种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后发现,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较差的时候,控制权市场对劣质并购的惩戒作用较强;当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增强后,控制权市场对劣质并购的惩戒作用减弱。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和控制权市场这两种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变革之道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大数据战略的提出,对我国政府治理理念、治理范式和政府数据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促使政府推进治理机制制度变革。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要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和变革的进路应当是在政府职能、政府治理责任、治理目标、信息自由等方面的变革。行政法治为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提供规范基础,政府职能转变服务于政府治理创新,公众参与成为促进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参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