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胜全面小康背景下关于我国贫困标准的思考——基于多种贫困标准的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三种贫困标准的介绍和比较，发现利用收入标准衡量贫困容易造成对贫困实际情况的低估，而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考察范围更加广泛。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属于绝对贫困标准，按照现有贫困标准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解决贫困，但解决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失。随着我国脱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绝对贫困标准应适时调整为保障程度更高的相对贫困标准，并利用现有的住户调查统计和扶贫监测，构建多维贫困监测数据库，结合“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制定出包含收入、健康、教育、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标准，这样才利于提高脱贫效果，实现长期脱贫，推进全面小康进程。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新发展阶段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以CFPS2018年的农村家庭数据为样本,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双重视角出发构建符合新发展阶段情景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的AF法识别、测度和分解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在受教育年限、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家庭平均旅游支出等几个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在收入、健康、生活水平等维度上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从多维贫困指数的变化来看,随着＜i＞K＜/i＞值的上升,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逐渐减小,但在＜i＞K＜/i＞₁=0.2和＜i＞K＜/i＞₂=0.4时的贫困指数仍然较大,表明农村居民家庭在4~7个指标上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较高;进一步的指标分解发现,在吉林、辽宁、广西等地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和高绝对贫困返贫风险共存,家庭人均工作小时数和家庭人均旅游支出等休闲维度指标逐渐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今后反贫困的重点。在回顾和梳理相对贫困内涵和贫困视角转换的基础上,利用2018年CFPS数据分析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贫困家庭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剥夺,其中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主要被剥夺维度是教育、健康和劳动能力,城市则是教育、健康和住房,同时,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程度显著高于城市;(2)相对贫困家庭不仅受户主、家庭特征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与村庄(社区)特征、户籍制度等结构因素相关;(3)多维剥夺与非多维剥夺以及城乡相对贫困家庭之间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需要根据贫困剥夺维度和影响因素精准施策,尤其要重点关注遭受多维剥夺的相对贫困家庭。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维、静态多维和动态多维贫困测度与比较

因中国各省之间的县级统计指标不一、县级层面贫困方面的数据较缺乏,湖南省县级层面的数据相对连续和完整,所以文章以湖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利用该特困地区37个特困县10个贫困维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主成分分析方法,考察了一维、静态多维和动态多维贫困的理论和实证差异。研究发现:其一,相对于一维和静态多维贫困得分,动态多维贫困得分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特困县的贫困程度。以动态多维贫困得分为基准,一维和静态多维贫困得分都存在不小的偏差,但静态多维贫困得分的偏差要小很多。其二,湖南省武陵山区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比湖南省罗霄山区各特困县的稍微严重。武陵山区中,娄底市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最高、邵阳市各特困县的排第二,常德市各特困县的最低。罗霄山区郴州市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要比罗霄山区株洲市各特困县的更为严重。     

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分析——以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四川五省区为例

本研究使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3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调查"数据,运用AF方法,从生存、发展、健康、教育、参与5个维度,19个指标构建儿童多维贫困指数,旨在分析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状况,以期提高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贫政策质量。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儿童存在着收入之外的多维贫困:在各指标贫困测算中,72.03%的儿童所在家庭使用粪桶、旱厕、无设施或其他无冲水类型的厕所,57.52%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业余爱好,46.47%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日常生活,36.21%的儿童存在校园暴力;参与、健康对儿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突出,分别是28.46%、20.29%;留守时间越长,儿童各指标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本研究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探讨了儿童多维贫困的致因和消除儿童多维贫困的政策选择。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实践

少数民族减贫是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国际贫困测量的视角,将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现实实践相对接,通过分析发现,少数民族贫困测量方法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贫困识别结果不稳定,实践中常用贫困测量方法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分析表明,各测量方法中识别出贫困户数由多至少依次是:多维贫困,主观贫困,参与式贫困,收入贫困。分析认为多维贫困方法测量少数民族贫困表现更好,在识别精度上,多维贫困的识别结果更符合农户本身认知、地方和政府干部认知和外来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认知,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应当从简单的收入贫困观测转变为多维贫困观测。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献述评的视角

作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多维贫困近些年来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多维贫困研究的发展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的现实意义.文章回顾了传统方法的缺陷,归纳了多维方法的论辩,提出了如何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章认为,首先,应确立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基础性地位;其次,研究者应避免成为“边缘人”角色;最后,强调动态和分层分类视角的重要性.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视阈下多维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思想通过“五个一批”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扶贫项目安排的精准化,并验证了多维贫困治理理论的正确性。在分析验证“五个一批”扶贫思想建构于多维贫困理论、环境决定论、治理理论及内源性发展理论等基础之上,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精准性和靶向性,具有理论高度,同时又完全符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在河南兰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案例中,“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与微观情景变量进行了有效结合,实现了公共政策产出绩效的最大化,助推了兰考县脱贫摘帽目标的实现。     

以扰流优化浇口料流形态的透明注塑件表面流痕控制

运用文本挖掘法对2015—2020年18项促进农民工就业政策进行高频词提取,构建了由10个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组成的PMC指数模型对农民工就业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研究结果显示,该18项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集中于服务、保障、发展、企业和创业等方面,其中17项政策的评价结果是可接受级和优秀级,占比94.44%,说明当前绝大部分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在此基础上,选取其中2项可接受级政策和1项得分最低的政策,通过绘制PMC曲面图分析其改进方向,认为各级政府在制定农民工就业政策时要体现短期目标和长效机制相结合的理念,进一步强化政策的激励约束作用,并且不断完善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和工资收入保障等内容以增强其政策效用。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水库移民多维介入型贫困的动态测度与致贫因素研究

将改进的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与搬迁前后移民贫困状态的变化相结合,构建了“多维-动态”的介入型贫困测度体系,利用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的生计跟踪监测数据,对移民多维贫困指数和致贫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水库移民虽已摆脱高维度数贫困,但仍陷入低维度数贫困;工程建设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冲击型贫困,然而水电开发也没能有效地缓解持久型贫困;搬迁前后移民所处的贫困维度有明显改变,且不同致贫因素对各类动态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完善非自愿移民贫困识别与退出机制,区分贫困各维度并精准施策,创新水库移民安置模式,将移民后期扶持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有机衔接等建议。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多维贫困理论及中国农村贫困实际状况,利用2016年对甘肃省1 749家农户的社会调查资料,对样本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行了Pr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尽管样本农户存在收入层面的贫困,但交通、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贫困更加严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因此,反贫困内容由物质性为主向辅以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转变,反贫困模式由“输血”转向“造血”式扶贫开发,是健全反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