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与合同效力探析

通常,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但是,由于强制性规范可分为管理性强制规范和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反不同的强制规范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是违反了强制性规范的合同即为无效合同,应具体分析,分别对待,严格区分强制规定的不同法律后果。     

《公司法》第十六条作为强制性规范的效力研究

《公司法》第十六条不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其只具有拘束公司内部行为的效力,而不具有拘束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根据利益衡量原则,公司违反了该条规定对外担保,担保合同应为有效;但为了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相关人员应当依据公司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符合条件的情形下,公司其他债权人还可以行使撤销权。     

论无效行政行为

行政法领域是否应确立无效行政行为,这在我国既是一个困扰法学理论的难题,也是一个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应有内涵、历史演变和存在根据的分析,指出在中国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鉴于该制度存在的固有缺陷,在制度设计上应坚持：违法行政行为的原则撤销说,而不是原则无效说;对无效行政行为应采取法律明确列举形式;应以法律责任制度规范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宣告     

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

由于刑法和民法的严格分野以及“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实践,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尽管司法解释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已有部分规定,但这些规定较少从民法的角度考虑本属于民法范畴的问题,因而存在严重缺陷。合同行为属于典型的私法行为,在合同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刑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合同效力的认定则应当依据《民法》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论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效力——来自德国法的实践与启示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效力如何是一个关涉公法与私法关系处理的重大问题。德国理论界一致认为对于违反法律禁令的法律行为不应简单地否定其效力,而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分对待。德国的司法实践对违反法律禁令的法律行为的处理也采取了效力多元化模式,以期符合实质正义原则。德国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论夫妻忠诚协议中财产关系协议的性质及效力

现今,夫妻间签订的忠诚协议引发了很多纠纷,学术界和司法界都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对于此类因夫妻忠诚协议而引发的纠纷,各地法院判决的迥异有悖我国的法治原则。为了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继续发生,统一夫妻忠诚协议中财产关系协议的性质及效力判断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法》规制董事自我交易的规范之类型——以强制性规定区分效力性和管理性规范为视角

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的观点与实践虽然仍有争议,但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于妥善处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的效力不但必要而且必须。《公司法》规制董事自我交易的第149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从其防止董事违法自我交易的立法目的、所禁止的行为有损公序良俗、所保护的公司利益具有优先性等因素看,应理解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149条第二款关于董事违法自我交易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的规定也反证了该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无效合同判断标准的法理学研究——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视角

文章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视角,在法理学上分析了强制性规定的内涵和外延,进而对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进行了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不能一概认定无效,并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判断标准进行了法理思考,以期司法实务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     

论无效行政行为及相关问题

无效行政行为是不具备行政行为的有效条件,因而不能产生行政主体预期法律后果的行为;无效行政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撤销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废止及行政行为的不成立具有本质区别。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助于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体系。     

试论行政行为公定力之有限性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无效的行政行为就没有公定力,相对人对之可以不予理睬甚至予以抵抗。但是在实践层面抵抗权的行使却处于尴尬的境地,由于实定法上行政行为无效制度的阙如,因而也就缺乏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可操作性标准。所以,立法上应确立行政行为无效制度。行政行为的有限性,除了行政行为的无效这种最主要的情形外,还包括在执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的例外。     

宋代行政监察的事类探微

宋代为不至于成为残唐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在高度加强集权统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监察制度,而且进一步丰富了行政监察事类,宋代监察工作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衡宰执、举荐官员、磨勘政绩、建章立制、维护法纪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论经济合同效力的确认

有效合同要求当事人、经办人和代理人的资格要合法;经济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当事人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形式和主要条款必须完备。     

论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抽象行政行为是当今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由于理论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认识不同,当代中国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一直未将抽象行政行为列入受案范围,造成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不够完善。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提出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缺乏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因此,完善与发展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的任务迫在眉睫。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文章认为<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释等同于立法解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学界当下的关注点不应再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存疑,而应将重心放在如何合法行使司法解释权上.     

论宋代的公用钱

公用钱即各级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宋代公用钱实行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依靠地方自筹,不足部分由中央拨款。公用钱主要用于迎送犒设、官员聚餐张乐、置办公用器物等。中央通过对公用钱使用的严格管理,把地方大量的预算外经费纳入到中央的监管之下,体现了宋朝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思想。宋代公用钱制度在调动各级官员积极性、安抚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了官员贪污腐化的温床,加剧了宋朝政治风气的败坏。     

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的原则

在税务部门擅自扩大税务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诉讼主体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践问题。在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时,必须坚持与税务行政执法主体适格一致的原则;坚持在同一个法定职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被告的原则;坚持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税务行政诉讼被告自身的部门利益不可凌驾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之上;坚持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利于行政诉讼整体健康发展的原则。     

特殊医疗契约人身伤害免责条款的效力探析

特殊医疗契约人身伤害免责条款的效力应例外有效,但应仅限于轻过失范围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实质公正,符合良法标准,促进医疗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患者个人可能的损失,可用保险制度来补救。     

宪政视野中的行政规制缓和

行政规制对于一国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总福利提供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然而行政规制不是万能且并非总是有效的。只有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之中,才可能使行政规制与规制缓和之间达到大致的平衡,实现经济发展、人权保障与人格发展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