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建构主义分析

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发展时间不算长,但与理性主义理论坚持物质中心主义不同,它注重从观念和文化角度看待与分析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与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虽属不同领域事物,但探究建构主义理论有助于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丰富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为国际文化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参与各方做到政治互信、增强身份认同和寻求更多利益合作。     

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界定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从人的本质出发,人的真正共同体应超越共同体的虚假性,实现自我与他者和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在,促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做到:自觉倡导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尊重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张力;全面理解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自由繁荣相统一的科学内涵,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性基础;始终坚持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正确立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感召力;科学把握共同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客观逻辑,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信心和决心。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全球化运动的客观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及提法都由来已久,但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提升和体系化构建,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由理论转化为现实,重塑了国际秩序与世界发展新态势,也使人类超越了从前各种自然性或自在性的共同体,走向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建构性与自为性的新型共同体,尽可能自由自觉地把握自身命运。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及其美学意义

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创新在于,将美好的精神性的人类共同体奠基于现实生活,即全人类大致相同的生命轨迹和情感生活,而从根本上说,奠基于每个人都共有的不可或缺的有血有肉的物质性的身体存在。命运共同体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要求美学建构应该关注广大人民的具体命运和日常生活,将普通老百姓的身体性感受作为判断尺度,并弘扬有利于构建相互依存和休戚与共的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价值观及其生态文明问题研究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马克思"类本质"问题的再反思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自觉和基本前提。人的"类本质"是基于人的"类能力"而次第扩展的超越于人的"种"特征的本质,它具体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的各种文明状态。基于人类整体性文明之上的生态价值观构成了人类整体性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核,而这一价值观的真正确定尚需人类生态文化运动的启蒙,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性支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基础与世界正义

世界正义作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为化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张力、分配全球合作利益与责任、巩固全球团结提供规范和纽带。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忽视了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以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差异。国家主义者的国际正义观念，虽然对国际社会现实做出妥协，但也默认了全球巨大贫富差距的合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世界正义观，以人民作为世界正义的主体，在区分世界正义与国内正义、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各国经济上平等、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正义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模式超越了世界主义的抽象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也超越了国家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理想且可行的世界正义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确证——基于马克思对赫斯共同体思想的扬弃

赫斯在马克思之前从行动哲学、伦理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视角建构起一种抽象的伦理共同体。马克思借助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扬弃人本主义,勾勒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美好蓝图,实现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实践转向;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扬弃抽象的伦理共同体,推动共同体思想的价值转向。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饱含着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许和构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深厚的理论关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则是这一智慧和价值的当代实践,成为共同体思想的现实确证。     

论世界主义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资鉴意义

世界主义者在反思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一种全球共同体的观念。全球共同体既是世界主义确证全球正义等规范原则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其理想目标。建构全球共同体包括三个方面:全球正义是道德基础,世界主义民主是制度保证,培养世界公民则是其文化条件。世界主义的全球共同体观念在批判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正义等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致性;但是两者在对民族国家的作用、世界正义的主体以及价值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理解上存在本质区别。我们既要避免世界主义的内在缺陷,又要借鉴其积极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资鉴。     

马克思的“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挑战日益突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着眼人类的总体福祉,重新找回被遗忘的“人类意识”,形成共在共生的发展理念.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回答“人类是谁”“人类将往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时,始终保持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照和价值关怀,这突出地体现在其“类哲学”上.马克思从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维度对人的类存在、类本质进行了规定,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角度探索了人的异化和扬弃、社会的分化和整合的进程,从而为今天守护人类的共同价值底线和重建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秩序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处于马克思“类哲学”的思想延长线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共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所以能够赢得普遍认可与广泛共鸣,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潮流和层出不穷的人类共同难题挑战下,它积极回应了各国对和平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生态美好的共同诉求。共同诉求意蕴着具有共识:和平发展的趋势化意蕴着安全共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意蕴着利益共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意蕴着价值共识,生态危机的扩大化意蕴着责任共识,这些多维共识促使各国意识到只有达成"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天下一家"的大家庭理念,才能实现全球的"共建共享、共治共荣"。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普遍交往形式与秩序的一种美好追求和向往。马克思站在生产实践的维度强调“工业的历史”与“交换的历史”的联结交互,突出生产劳动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资本全球化在扩展生产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但资本逻辑主导下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利益,使得共同利益沦为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并导致交往关系的普遍异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性普遍交往的形式与秩序,在与交往关系的互动呈现中构设出交往主体的实际感知、交往内容的差异互补以及交往主旨的价值共生,实现了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文明互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21世纪世界面临的各类共同性危机亟需各国秉承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的理念加以应对。文明互鉴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消除不同文明圈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隔阂、误解、偏见,实现人心相通,从而为最低限度和终极意义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提供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支撑,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明互鉴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已成为制约文明互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障碍。文明平等、包容、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它在给中国及世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海洋文化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应有目标,是打造全球海洋治理新格局、实现世界海洋和平安宁发展的必然追求,合作、共建、共享、共赢逻辑下的海洋文化建设发展,理应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基础和价值体现.而这正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国海洋文化理应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起到主导、引领性文化基础和精神纽带作用.     

区块链：从密码朋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代表的区块链技术,是密码朋克的一种当代表现。20世纪60年代,控制论思想和美国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这种技术乐观主义以技术为载体,以控制论为指导,以地方自治主义为依归,以全球为视野。这种理念在今天凝结为区块链这一技术形式,并借助这一技术形式开始对人类社会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全球治理作为最为广泛的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当前正面临着危机。危机的表面形式是行政失效,背后的实质则是政治冲突。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正经历从行政向政治转型的挑战,从而承受着来自行政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区块链技术正在被运用到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在通过技术提高全球治理行政效率的同时,其内涵的理念也将为解决全球治理的政治危机产生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期推动全球治理平稳发展的中国方案,区块链是中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参与并运用该技术以完善、推动和重塑全球治理,既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