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

[提要]“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论。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自治是主要内容,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辅助工具。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传统农村和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在建设环境上有所不同,传统农村以人口流出为主,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单一,事务复杂性低,面临德治影响广泛,法治薄弱,建设动力不足,建设能力有限的挑战;城市化了的农村以人口流入为主,第二、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多元,事务复杂性高,面临法治影响广泛,德治薄弱,建设难度较大,建设优势未被充分利用的挑战。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正视中国农村具有显著差异的事实,坚守完善自治主轴线,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进自治的原则,区别对待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应强化法治建设,提高建设热情,增强建设能力,城市化了的农村应强化德治建设,正确认识建设难度,充分利用建设优势。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

源于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工具,"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待丰富和完善。从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思考不难发现,当下乡村治理仍陷于困境的关键在于乡村内生动力不足,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中国源远流长的乡贤文化恰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入新乡贤的参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其道德示范、能力引领与学识涵养,有望全面激活乡村自治体系、有效培育乡村法治精神、充分唤醒乡村德治传统,全方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进而重塑乡村共同体,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     

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目标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民族地区H县W村作为典型个案,选择从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适用对象为自治、法治与德治主体相对分离行政村,它的形成机理为确立党建引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价值准则,组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依托放权理念将村委会的职责发包给各种社会力量,基于协同理念实现村委会与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虽然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出现了组织臃肿、权责交叉、保障不力现象,导致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参与者积极性弱,需要采取合理配置组织及人员、厘清权责清单体系及统一发包事权和财权等措施提质增效。     

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意蕴及优化路径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方法论导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却面临自治功能遭到削弱、乡村原有传统价值体系明显衰落、法治乡村建设陷入情法两难困境等多重现实挑战。应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三治合一”的引领能力、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德治教育制度以及法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实现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者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制度供给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水平，以达到强化制度供给的目的，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党建引领视角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天长市农村社区“1+N+X”治理实践分析

党建引领在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起主导作用。基于党建引领的理论视角,天长市基层党组织通过对“1+N+X”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引领、制度引领和价值引领,为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奠定了自治基础,筑牢了法治底线,注入了德治理念。研究表明,自治、法治、德治绝非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党建引领下以自治为基,法治为纲,德治为根,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和谐共生的融合关系。为持续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的有力互动,坚持规则约束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实现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的有效衔接。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五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博弈范式分析研究——基于杜集镇L村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传统“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将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五治融合”下乡村治理体系在于以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辅之法治和德治，依托智治为支撑。“五治融合”将在三治结合基础上互嵌为治理博弈场域，而治理博弈下的融合要求乡村治理是属于多方参与者根据互相依赖的利益行事场景。在实践当中，五治融合有效运用到乡村治理是决策治理的变量博弈现象，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拥有稳健的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治理新体系下的困境。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结合形态——基于高桥镇“三团”实践的分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对于加强乡村治理提出的一种新要求。这一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三治”结合的形态为何?本文在阐明自治、法治和德治主要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分析作为“三治”发源地的桐乡高桥镇“三团”实践,提出了“三治”结合中的嵌套性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嵌入于乡村紧密型利益关系中,通过以体现个体权利为主的“自治-法治”机制,和以体现共同体作用的“自治-德治”机制,共同调节乡村社会事务的处理。     

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态环境往往不能与之相协调,以至出现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生态振兴、做到生态宜居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特别是事关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农村创新发展和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挑战、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以及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它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环节。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适合我国农村发展规律的政策—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乡村发展短板,较不发达的西藏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仍然十分严峻,需要更进一步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定义和路径选择出发,对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进行研究,对西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具有一系列的重要意义。     

治理吸纳自治:乡村治理转型与现代化路径探索

治理吸纳自治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自治力量的目标性规划、过程性引导、规范性覆盖和结果性赋能。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党和国家将治理主体还原为具体的社会主体,以利益关联撬动主体关系,以责任互动生成权力链接,以资源动员联动乡村主体,从而构建治理吸纳自治的乡村治理格局。在治理吸纳自治的运作机制中,中心重塑优化治理吸纳自治的领导核心;协商治理完善治理吸纳自治的权力运行规则;“三治融合”拓展治理吸纳自治的权力运行空间;数字赋能则以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乡村资源动员效率,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有效的基层治理,只有坚持建立健全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以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测度和评价乡村治理的绩效成为重要理论问题。依托中央有关乡村振兴的若干重要文件精神,从定量角度出发,引入管理学中“绩效”的概念,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乡村治理的定量绩效评价体系,为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估提供支撑。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三治结合”及其宪法逻辑

乡村治理体系包含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个系统,乡村“三治”各系统分具不同的内涵,也有着互补性。《宪法》是沟通“三治”各系统的桥梁,促使“三治”各系统形成一个整体,同时通过《宪法》这一制度性媒介,转换“三治”彼此的价值,防止它们相互激扰,进而促进“三治结合”的整体效能。在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从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乡村发展已不再以满足温饱为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方向。当前,乡村治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通过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并对当前乡村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提出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思路,对推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新时代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是关键.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必须分析新时代创新乡村治理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应完善体制机制,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型;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三治融合"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