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民法典制定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民法典既是实现法典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保障。应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尽快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并修改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详备、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合同法》第2条第2款的解释论

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能否适用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从文义解释上看,《合同法》第2条第2款对此做出除外规定。不能以财产法中心主义的思维过度介入婚姻家庭生活领域。应该对《民法总则》第11条、《合同法》第2条第2款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我国民法典应该设置有关身份法律行为法律适用的如下一般规则:"婚姻、收养、监护、赡养、遗赠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适用《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法律的规定,其他法律没有规定时,在不与身份关系性质相冲突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     

简论《担保法》对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

担保法律制度是推行市场经济必需的法律制度。从其内容上讲，它是物权制度与债权制度的综合，在发达国家，担保制度通常由民法典来调整。例如，法国、德国和日本民法典在物权和债权编中，对担保制度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在《担保法》制定颁布之前，我国对担保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分散在《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借款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几项司法解释中。这一状况有很大局限性，表现在；１．规定的内容不够详尽，许多基本问题没有明确。例如，担保主体，担保财产范围，担保适应程序等等都没有规定。这使得司法…     

完善我国亲属法律制度涉及的六个基本问题

我国亲属法目前主要表现为《婚姻法》和《收养法》。在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必定要将其收回到民法典中,作为中国民法典的亲属法编或者婚姻家庭法编。因此,应当以完善亲属法的基本制度为基本目标。除了应明确亲属法改革的基本方向之外,还应着重完善我国亲属法的亲属制度、规定身份权、确立亲属法律行为、补充具体的亲属法律制度,以及建立与物权法相适应的亲属财产制度。     

论我国国家所有权的法律完善

大陆法系传统中并无国家所有权之说,我国的国家所有权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存在诸多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对我国的国家所有权从法律上加以完善,以适应全球法律一体化的要求。《俄罗斯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以成为我国借鉴的范本。     

论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制定

本文通过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在制定民法典时对总则的取舍及其原因 ,结合我国法律实践和当代民法典的发展趋势 ,分析了未来我国民法典中设立民法总则的有关问题。文章认为 ,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自己的民法典 ,在民法典中应当规定总则。民法总则的内容应来自对现有民法通则的增删损益。文章提出了自己对我国未来民法总则体例的设计。     

《民法典》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归责原则及其司法适用

《民法典》及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生态环境损害归责原则的规定不尽相同,有可能造成立法逻辑混乱、法律适用不统一。市场主体在公法设定的私权边界内行使权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否则会使法律设定的权利边界丧失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指引作用。《民法典》规定生态环境损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具有合理性,司法适用中要考虑"国家规定"的具体范围,生态环境损害与人身、财产损害的归责原则区分,同一行为引发多重诉讼时的顺位,未违反法律规定情况下生态环境损害的补救等问题。     

我国宽宥制度的"前世今生" ——以民事法律视角

宽宥制度在我国法律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自西周时期开始,宽宥制度在历朝历代的法律之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在历史上,我国法律对宽宥制度的运用大多局限于刑事法律之中,宽宥制度在民事法律特别是继承法律中并无踪迹.随着《继承法》以及《继承法意见》的颁布实施,宽宥制度在我国民事法律之中得到了初步的运用.直到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完成,才正式将宽宥制度引入到了民事法律之中,《民法典·继承编》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关于被继承人宽宥制度的规定,体现了对被继承人自由意志的尊重.     

试论提存取回权

提存取回权是提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提存取回权旨在完善提存制度,因此需要规范提存取回权的行权时间、行权主体、行权程序、行权的法律后果以及特殊时效下提存取回权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现行《合同法》《提存公证规则》对提存取回权有所规范,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提存取回权的设立及其价值出现了新的要求。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均是提存制度的良好参照文本,因此借鉴两国相关规定有利于更好的完善提存制度,规范提存取回权。同时,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特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单纯移植外国相关立法,而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寻求一个适合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状况的立法模式。     

论中国渔业权的权利冲突及其制度完善

渔业权制度是渔业资源的根本法律制度,完善的渔业权制度有利于保障传统渔民的生存权利和渔业发展权,有利于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对养殖业与捕捞业分别作了单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了养殖权和捕捞权的用益物权性质,但当前立法并未规定渔业权,也未解决养殖权、捕捞权以及海域使用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应当在总结我国渔业权制度演变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渔业权制度中养殖权和捕捞权的落实方式与渔业发展结构,强化渔业权理论研究,通过修改法律明确渔业权的内容,界定渔业权的范围,完善相关渔业权制度,切实保障渔业权利。     

物权与债权的二元权利体系浅析

物权与债权是民法财产体系中的两大财产权。在我国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首要解决的是物权与债权的区分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民法典日后物权编的修订,更多的是关系到物权法体系的构建。物权与债权相伴而存,虽有紧密的联系,但在性质、客体、内容、设定、期限上又体现出来及其差异化的特点。本文重点对这两类权利进行比较以及讨论物权债权化或债权物权化之优化的问题。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与融合,有助于我们正确对两者进行类型化整理,有助于立法的完善和民法学研究中复杂问题的解决。     

基于GM(1，1)残差尾段修正模型的我国建筑业总产值预测研究

在动态灰色预测模型（GM（1,1）模型）的基础上,选取我国近七年建筑业总产值作为研究对象,为了提高模型精度和预测更加准确性,建立残差尾段修正模型。结果表明,基于GM (1,1)残差尾段修正模型预测我国建筑业总产值的准确性有所提高,且达到相应模型精度要求,对我国短期建筑业总产值的预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信息化时代我国完善网络反腐的政府作为

信息化时代,网络成为全球第四大媒体.我国网络反腐从萌芽到发展再到趋于成熟,逐步发展成反腐败的新战场.但由于网络反腐本身的匿名性、民间性、隐蔽性等特点,使得网络反腐主体良莠不齐,加之法律法规不健全、某些权力部门认识存在偏颇,导致网络反腐存在若干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完善我国反腐败体制,实现网民、媒体、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形成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的有效对接.     

论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际地位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有许多国家不断地以中国少数民族人权遭受损害为借口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如何保护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成为了当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只有维护好地区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才能够更好地保证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     

物联网基本法律问题探略

物联网作为一种新生产业,推行过程中涉及种种问题,法律合理地为其保驾护航尤为重要。当前物联网发展主要面临四方面的问题：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信息安全保护问题、行业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法律需求问题以及物联网应用终端衍生出复合性的法律问题。问题的解决以我国法制环境的构建为基本切入面,以信息安全法律规范、资金控制、产业分层管理、标准化建设等八方面措施的完善为着重点。     

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前提

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相关论述、西方学界在科技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性问题上的两种传统倾向以及当前海外学者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为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数据和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则为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南。大数据的技术特征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属性相互激荡、彼此交融,进一步彰显了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契合。深入探讨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前提,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大数据视域下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激发研究动能与活力。     

基于战略思维维度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试析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是一项系统谋划与整体推进的宏伟艰巨工程,此项工程关涉党的生死存亡、国家兴衰强弱与民族前途命运。党的政治建设质量,既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实际效果,又彰显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政治建设的独特属性,决定了新时代条件下必须要运用战略思维智慧,开阔政治建设理论视界,明确政治建设科学方向,树牢政治建设人民立场,增强政治建设战略能力,在强化系统思维基础上,着重谋求通盘合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伟大实践。     

欧盟数据可携权的困境与本土化思考

欧盟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创造性地规定了数据可携权,以期在增强数据主体对于其个人数据控制力的同时,促进欧盟本地互联网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作为一项新兴权利,数据可携权既充满着希望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争议。通过对数据可携权的演进、价值、要素、行使和困境等进行分析,在肯定其加强和促进个人数据法律保护的前提下,直面其不足与弊病,再结合我国产业发展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现状,对其本土化思考有所助益。我国目前不宜盲目引进或一味拒绝数据可携权,应当针对具体国情,借鉴其经验并对其进行本土化取舍,构建适合我国的可携权内容,以实现我国数据产业发展与个人数据主体权益保护的平衡。     

“互联网+”时代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法律定位之反思

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法律定位十分不明确,首先体现为法律概念表述混乱,其次体现为法律关系界定模糊,再次体现为裁判角色资格存疑,最后体现为义务标准适用笼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需要对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法律定位进行反思与重解,从法律概念的重新规范、法律关系的重新审视、裁决身份的重新考量以及审查义务的重新确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制度和规定,从而推动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成文法与判例法:双重调整机制中的民法典问题

民法典是建构和生成的统一,它需要大量的单行法、习惯法和判例的支撑。司法不仅是民法法典化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民法法典能够维持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手段。中国民法的法典化是必须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当下的中国应该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判例制度,运用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双重调整机制,发挥司法造法的作用,继续完善民事单行法律,在成文法和判例法的互动、协调的过程中不断地确认和发展民事权利,及时回应民事关系调整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