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结构与利益表达--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中的网络范式

现代国家政策制定与治理有三种模式: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模式、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模式和平行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政策网络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也是一种对治理问题新的分析框架.政策网络范式一方面重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和结构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分析政策行动者的利益表达对政策制定和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强弱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深远意义.政策网络范式力图将制度分析法和理性选择分析法结合起来,试图解决结构与行动者、网络与社会背景、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透视行动者如何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改变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格局,加强政策自身的学习能力.     

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交互作用分析--基于制度理性选择框架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引入制度理性选择框架中行动者、行动舞台等概念来分析特定制度情境下各行动者的行为,有助于分析政策制定中政府和公民的交互作用。构建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交互模式,关键在于拓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互作用渠道,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输入机制;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化;以制度化保障交互作用发生的经常化,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政策场域:一个分析政策行动者关系及行动的概念

借鉴场域理论,政策场域是包括了行动者互动、偏好、资源、制度、政策情境、行动者策略等变量的概念。将地方保障房政策执行置于政策场域概念框架中分析,可以发现与保障房政策相关的政府部门在偏好、资源、制度间"腾挪转移",相互间形成不同互动关系,根据不同的政策责任压力情境,以寻求在政策偏好与政策责任压力间的平衡,进而采取不同的策略行动,对政策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政策场域概念框架打破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构观与行动观的对立,凸显了政策场域形塑和转化功能。该框架不仅仅注重行动者间横向关系的变量,还引进了纵向关系的变量,揭示了政策行动者策略取向因应的不同政策情境,解决了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注重非正式关系的确立导致对等级权威的忽略以及饱受诟病的解释及预测功能之不足。?更多还原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于凉山州D社区的主客位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工程,通过主客位视角分析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现状,可系统呈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实地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的“五位一体”治理模式,其内核是构建以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干部为主、“半组织化”吸纳的社区骨干为辅的运行架构。受生计理性、社区认同、制度实践等因素影响,少数“强参与”的居民与多数“弱参与”的居民在需求、动机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可行能力培育形成挑战。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在充分发挥两委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力量,从内源上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可持续发展增权赋能。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资源禀赋、政策调适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贫困问题。脱贫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问题,而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本文以资源禀赋和政策调适的理论视角,构建乡村振兴的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探寻乡村振兴的内在治理逻辑。研究发现,资源禀赋、政策工具理论可以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扶贫"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资源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各自对农民的脱贫减贫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交互现象。资源禀赋条件作为振兴乡村的基础性资源;而政策调适作为乡村振兴治理的行动机制,起着重要的保障性作用。     

“结构-过程”视角下多民族国家治理的主体互动模式与绩效评估

在西方国家治理变革的语境中,多民族国家已经从"一致性建构"和"包容性建构"走向"互动式建构"。西方以外的国家也开启了治理转型进程,虽然道路不同,但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互动式建构"的特点。多民族国家治理中主体互动模式有四种基本类型:共融、合作、竞争、冲突,这些互动模式有着自我强化的趋势,如果某种模式的互动能够使行动者达成目标,行动者很大程度上会固化原有的行为逻辑,在以后的行动中继续选择该方式来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互动;在行动者通过原有的互动模式无法达成目标的情况下,行动者会更倾向于改变现有的互动方式。以"结构-过程"为视角,结合四种模式可以构建评估多民族国家治理绩效的基本框架:在结构维度考察互动结构、主体关系和情境条件,在过程维度考察互动机制、治理效率和治理效果,将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融合起来,既关注治理改革的制度结果,也关注治理改革在解决族际冲突和矛盾方面的过程表现。已有实践表明,以分权化和多中心为主要特点的西方式治理会给多民族国家带来离散、分离甚至分裂的危机,多民族国家治理应以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政治文化为中心,防止不恰当的分权带来离心倾向,建立合作机制以促进主体互动模式向合作和共融转化。     

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北省L村为例

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关键性条件在于政策的执行力,而执行力大小又受各种因素制约。文章以一典型的贫困地区河北省L村的政策执行为例,对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针对研究目标,将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进行适度调适后提炼出“问题的可解决性、政策和制度的规制能力、政策的外部环境”三个影响执行力的关键性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河北省L村的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希图通过对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力的提升提供借鉴。      

精准扶贫“超常思维”的政策意蕴与创新空间

围绕中央《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扶贫机制与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的科学论断,从政策科学和政策发展的角度论证了精准扶贫对政策设计的"未来性"诉求,提出基于内生性政策发展的扶贫政策系统观点;突显了政策行动者的主体能动性功效,主张扶贫系统兼顾"存在"特质和"生成"机制的双重特征;充分考虑政策设计的情境性和多样性,以及相应的容错机制和竞争/选择机制的融入;"超常思维"下的政策创新应锁定扶贫的主体与客体二元性、贫困性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扶贫时限的长与短、扶贫范围的点与面,以及扶贫理论与救助实践的实质性结合,进而实现扶贫政策的延伸,保障救助工具的前瞻性和有效性,使扶贫政策不断地在"渐进精准、动态修偏"的进程中得到修正和创生。     

核心行动者与当前我国公共理性、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

公共理性是建构社会合作系统与良序社会的核心理念,政治公共空间则为公共理性的展开提供前提条件。"制度——核心行动者"分析框架为考察当前我国公共理性与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依据这一范式的公共理性构建呈现为以执政党为核心行动者推动民生政治、公民政治与共和政治的进路,政治公共空间构建则体现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建构方式。     

“新治理”理念下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执行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治理成为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的规范性思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目前存在的供需失衡等现实问题,"新治理"理论以其聚焦政策工具分析的"操作化"取向,为理论探讨与回应提供了一个颇具适切性的切入视角。以湖北省X市为例,可借由"新治理"理论管窥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丰富现实。湖北省X市在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中综合运用了直接政府、拨款、政府企业和购买服务合同等多种政策工具,在X市三个不同的县级行政区域,政策工具的类型选择和组合模式又有所不同。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政策工具选择与组合的具体模式形态,其中既有"科层治理"的最大现实,也有"治理"理念的广泛影响和个人性的"自主努力",政策资源"差序格局"的现实和执行主体利益损益的考量则构成了理解模式分野的两条具体线索。     

多重消解与政策偏离：基层治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

以往对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制度组织、政策技术以及文化伦理等单一维度的解释,缺乏从基层治理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机制的分析。通过对武陵山区T贫困镇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了政策框架内的识别与分配难题、扶贫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困扰以及扶贫抗争增多与地方政府治理陷入困境等问题。而这正是弱治理结构与政策的连带效应、压力考核与村干部的功能替代,以及强激励之下底层农民的机会主义所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对象的策略性应对等方面的偏差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多重消解,最终导致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在今后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消除对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考核,减少扶贫政策的泛福利化影响等。     

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一个优势治理的视角

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各地既有共性优势,也有特色优势.相对"问题视角"而言,"优势视角"对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运用优势治理的分析视角,通过对Z县L镇的实地调研发现:L镇以党建为抓手,结合地处城郊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建立劳务服务中心;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探索基层党建引领劳务产业扶贫的发展模式,取得良好成效.实践表明,在当前精准脱贫决胜攻坚阶段,各地应充分挖掘地方特有的资源优势,将其与组织优势、政策优势相结合,打造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的本土化品牌.     

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

扶贫车间模式是地方政府通过就业方式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创新性行为。文章立足J县扶贫车间模式案例,从合作治理视角提炼价值整合、资源整合、信息整合与利益整合分析框架,探讨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扶贫车间模式是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合作共治贫困问题的产物,企业在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支持下于行政村内开设生产车间,招聘留守非贫困户维持车间正常运转的同时吸纳贫困户就业,以此帮扶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扶贫车间具有工作地点邻近且时间灵活、用工条件宽松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等特征。扶贫车间模式的生成缘自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在合作共治中坚持合作主体平等自主理念,形成合作主体资源汲取机制,构建合作主体信息沟通机制,产生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从而实现合作主体在价值、资源、信息和利益方面的有机整合,建立起共生共存关系。未来应关注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脆弱性问题,推动产生于特殊时期的扶贫车间模式常态化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转型期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与困境反思

在原有产业扶贫基础上探索产业振兴,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有效路径。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三种力量交织在产业扶贫进程中并在转型期的乡村产业振兴中形成持续互动关系。以此为理论视角,结合江西省S县的扶贫车间个案,探究从脱贫攻坚迈入乡村振兴阶段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及困境应对。研究表明,基于政策与功能性衔接的行政逻辑、要素配置与产业优化的经济逻辑、关系性互嵌的社会逻辑共同构成产业存续的逻辑基础,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在扶贫车间产业存续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的力量组合方式,总体呈现出国家强干预力量弱化、市场调控力量增强与乡土社会力量稳固扩张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工商资本以及乡村组织积极调适自我角色定位,形塑行政治理、市场治理、乡土社会治理的产业协同治理格局,通过创新实施行政部门联动机制、产业经营延伸机制与乡土资源整合机制确保车间运行存续,但在实践中遭遇政策执行偏差、市场应对能力薄弱、制度衔接不当等困境,因而需要调整相应政策、经营策略及其与乡土社会的嵌入关系。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形势任务与战略转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状况和发展条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为2020年之后接续推动长效减贫提供重要支撑。中国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其丰厚的理论基础,彰显了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呈现出多元化、综合性、实践论等理论特性。中国不仅把贫困治理作为政治任务,还把乡村振兴作为政府责任,并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纳入国家治理的长期战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和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贫困治理全面转型,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挥制度优势,从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出发,对现有扶贫政策进行微观调适,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的减贫政策框架,形成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接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边疆治理的逻辑进路研究——基于边疆异质性的分析

异质性作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情境构成,关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无疑是边疆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从异质性为视角切入,分析异质性调适与边疆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边疆异质性形成的复杂治理情境是边疆治理行为产生及复杂性的重要原因:异质性越大,边疆治理难度越大,边疆治理越难取得成效;减小异质性可以增加边疆与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吻合度。但是,减小异质性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异质性减小不是简单粗暴地消除边疆特征、按照腹地统一标准进行同化,而是有选择地对异质性因势利导,坚持以"合为纲、异而治"的治理方略,对异质性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调适以优化边疆治理。     

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理性”路径

"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支撑,从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理性"实现视角,以监管权力的"理性"实现为切入点来探讨地方金融监管问题,把决策者描述为"理性行为主体",运用经济学中"理性"视角对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实现进行研究,契合我国全面深化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中"旧未完破、新未全立"的情势.对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理性"配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其发展规律,并从主体自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维度构建主体"理性"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主体"理性"实现路径,进一步提出重塑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中央调控与地方监管的关系.     

韧性视角下我国产业扶贫的优化路径探析

产业扶贫作为当前我国的主要扶贫方式之一,在帮扶贫困地区完成脱贫过程中,自身暴露的很多问题使得产业扶贫出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为全面、充分地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基于韧性系统视角,以甘肃省定西市"蓝天模式"为案例,从治理主体、产业结构、资金来源、风险应对四个维度分析当前产业扶贫的症结所在。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