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义净法师译经——龟兹佛教义学的宝典

龟兹石窟的佛学内涵,即龟兹佛教的思想特质与属性尚未得到真正的揭示。义净对印度说一切有部之戒律、制度、仪轨的记载,是揭示龟兹佛教属性与特点的十分宝贵的间接资料,尤其是玄奘、义净携回的毗昙经典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成为当今研究龟兹佛教最重要的宝典。玄奘、义净所译诸典,具有7世纪印度说一切有部流行典籍的时代特征,也是龟兹佛教和石窟的最鲜活的背景资料。     

略论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

“说一切有部”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三百年(约公元前二、三世纪)从上座部分裂出来的一个重要派别,所谓“一切有部”是说一切法(事物)皆有自性,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实有。一、说一切有部的三藏及论师说一切有部留下了丰富的经、律、论三藏,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记载,玄奘从印度回国时,带回了大批佛经,属于说一切有部的经、律、论共六十七部。     

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的意义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其壁画以大量的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克孜尔壁画的意义。古龟兹地区与新疆以东的中原地区及以西的犍陀罗等区域内的佛传故事有差异,差异的原因有地域的差异,亦有历史和民族的差异以及和佛教的传播和流行的佛教宗派有关。     

谈《西游记》中的佛学意味

百回本《西游记》作为一部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从其取经故事源起到成书可见《西游记》的故事原型是佛教的;他的故事主旨体现了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的取代、文本回目及诗词韵文和名词术语都涵盖“明心见性”的佛学意味。     

回鹘文《陶师本生》及其特点

回鹘文<陶师本生>很可能是根据多种汉文本改编而成.其突出特点在于内容简单明了,注重故事情节的叙述,使故事本身完全失却了佛教本生故事的说教性质,成了十足的文学作品.     

李纲辞赋简论

李纲是南北宋之际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它的辞赋存世达30余篇,这在宋人别集中是不多见的。李纲辞赋众体兼备,题材广泛。古赋富艳清便;文赋议论生花;骚体赋情深志长,兼有理感;律赋典正充实,这些正是宋赋趋于成熟、定型的表现,因此李纲的辞赋作品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     

漢文佛典中兔本生故事硏究

《今昔物语集》里面的月兔故事来源于《大唐西域记》。该故事也属于兔本生故事.汉译佛典中类似的故事多达15则以上,且各有差异。通过对这15则兔本生故事的文体、主题、情节要素等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可以了解佛教本生故事在口承和书面传承过程中的演变及其文学价值。     

诗歌与生命同体——试论海子之死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死亡"是海子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海子在诗歌中讲述死亡,就像讲述一切语不惊人的故事;海子甚至在诗歌中表现出他对死亡意识的迷恋,表现出一切带有浪漫主义冲动的诗人的共同特点。海子就是这么一个残酷的诗人,我们总能在他的诗歌中寻找到他生命的轨迹。海子的诗歌与他的生命同体。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校勘四则

《根有律》历来缺少必要的校勘,本文以《中华大藏经》为底本,结合几种重要的大藏经版本,对《根有律》中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作四例校勘。     

从本生故事雕刻试析云冈第7、8双窟的营建

佛教本生故事题材种类繁多,每类故事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所要突出的佛教义理,云冈第7、8窟为一组双窟,是云冈第二期最早开凿的洞窟,本生故事是第7窟重要的雕刻题材,今能辨识的本生故事大体以"舍身"和"孝亲"两类题材为主,分别以"舍身饲虎本生"和"睒子本生"为代表,它们的出现并不是随意的拼凑和组合,而是有着深层的历史、宗教原因,且它们与洞窟里的其它佛教内容往往互相印证,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     

略论辽阳汉魏壁画的主要内容与文化蕴涵

辽阳汉魏壁画的主要内容有:描绘的建鼓舞、盘舞、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拔乐器及杂技百戏等。这些内容体现出特定的图像学内涵,表现出汉代歌舞、音乐及杂技百戏方面的艺术成就,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汉代辽阳先民的艺术思想。     

《根有律》中的口语词

唐代文献流传至今的大多是书面语,具有明显口语色彩的佛经文献却保留了大量当时的口语材料。相对来说,经、律、论三藏中,律典(特别是广律)的口语化较为明显。《根有律》也同样有这个特点,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     

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特色及对中土叙事文学的影响

在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中,属于叙事类文体的主要有本事、本生、因缘、譬喻、未曾有和授记六种。它们在叙事上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因果报应的叙事伦理,它具有鲜明的印度佛教色彩,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自作自受。二是详赡、重复与夸诞的叙事风格。详赡,指叙事内容的详实、周密,且特别重视运用各种细节描写．诸如场景、语言、行动、心理、肖像等。重复,主要指一部佛经在叙事时,相同或相近的故事类型反复出现在同一主人物身上。夸诞则和神通叙事有关。三是集锦式、葡萄藤式的故事结构。前者多用于整部佛经,后者多用于组经中的小经或其中的某个故事。而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这些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像虚构、重复叙事与神通叙事等方法的运用,莫不和这些佛典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南亚的佛教文学

本文叙述了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文学传入东南亚的历程，重点分析了《佛本生故事》在东南亚的流传与以其为素材再创作的种种情况，进而剖析佛教文学在语言文字、创作手法、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东南亚文学发展表现出的更深层次的影响。     

《后典丽赋》的编选与传播考论

南宋进士试赋制度较北宋更为长期稳固,与此相关的律赋集的编选在南宋也极为兴盛,然今天大多佚没无闻。《后典丽赋》是南宋律赋选集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乃婺学唐氏学派代表唐仲友所编选。该书选文详今而略古,体现出鲜明的趋时特征。此外,该书刊刻所涉及的贪墨行为,凸现了律赋集编选的牟利动机,因而在选文质量上难与北宋律赋集相比。在这样的律赋范本的指导下,宜乎南宋律赋日渐走向没落。     

传统刑律中的死刑限制及其技术策略——以《唐律疏议》中的“至死”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刑律在技术层面直接表现出对死刑适用的限制。作为立法语言的"至死"即出现于律典或法律规范中的直接表述,其基本含义沿袭了汉代之后正史文献中常见的"罪至死""法至死"等内容,但表述形式、用法与功能则与法典体例、刑罚结构及刑等累加计算标准直接相关。《唐律疏议》中"至死"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既表现出各篇内容的差异,又表现出唐律对魏晋律典中特定立法技术的沿袭;律内通过"以某罪论""以某罪罪之""与某罪同""反坐""依首从法"等技术性手段定罪量刑时,若出现死刑适用则通过"至死减一等""至死加役流"予以限制,但仍有极少"至死仍需处死"与"本条虽不至死并处死"的例外条款。律设"至死"表达着特定意图,立法者通过技术手段欲达到死刑限制的有效性与罪刑均衡相协调,而限制死刑的内在要求与统治者据以控制司法官员的技术策略相一致。     

房山石经中的律典

[提要]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经典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石刻大藏经。所收经藏中，律典很少，只有8种，主要刻于隋唐时期。从这些经文可以推测，当时云居寺一带的僧团主要宗奉《四分律》。从各种记载来看，这反映了隋唐时期僧人所尊奉的戒律的一个变化，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此外，房山石经的律典还说明了房山的僧人完全依大乘佛教的规矩奉持“菩萨戒”的经典，以中国通行的大乘经典——中国僧人称之为“大乘律”——为律仪的根据。     

冯燕母题的佛经文献考原--妇女观和侠义情爱观的一个跨文化个案

唐初汉译佛经已具备冯燕杀不义妇故事的基本母题要素。但佛经中 ,当事人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业”———宿命 ,而以冯燕为当先的中国侠 ,却较多地表现了一个好汉敢作敢当的气概 ,不祈求官府宽恕 ,不累无辜。这一广为传播的重要母题的文本营构 ,当来自外域传译过来的佛经故事 ,巴利文文献的佛本生故事也有不少旁证。关于佛经翻译文献元典的具体细致的研究 ,应当引起更多关注     

诗缘情而绮靡——从陆机诗看西晋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

陆机诗"源出于陈思",以《诗》之《国风》为基础,家国感慨寄言典重,显示出深厚的风雅特点。但入洛以后,其诗歌风尚发生了明显转变,从古语到景物,从四言到五言,诗体面貌由典重到绮靡。在体裁、声律、修辞、物情等方面,他充分表现了弘丽妍赡、翩翩藻秀的卓越才华。从陆机诗风转变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晋时期作为一代都城文化的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及深远影响。     

《摩诃僧祇律》与《四分律》记述故事之比较

律藏中的广律因为是因事制戒,所以保留了许多佛教故事,但目前学界尚较少注意。本文以《摩诃僧律》与《四分律》为例,重点介绍了其中一些精彩故事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比较了这两部律藏中记述故事的异同之处,并简单分析了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