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法律原则的模式与应用

与法律规则的自主性特征和总括性特征相对应的,是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和最佳化模式.这两种模式为法律原则的适用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结构性分析,并表明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不是纯粹基于系谱的,也不是完全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它是独立于法律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裁判规范”.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案裁判中,作为“裁判规范”的法律原则保证了基于法律原则的判决推理,仍然是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尽管这种源于普通法司法的推理模式在方法论和制度环境上遗留了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     

判例法与成文法之比较——通过判例的解读

裁判规则是法官针对个案从诸法律渊源中为案件所确定的特别规则。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裁判规则生成的判例研究表明,前者的发展是相对静态的,而后者更表现出动态性;就事实与规范在生成裁判规则中的作用来说,前者体现为以规范为中心,后者则以事实识别为中心;在规则形成的推理过程上,对于简单案件,两大法系都主要是演绎推理;但就疑难案件而言,成文法系主要表现为演绎推理,而英美法系则体现为多种推理并存的样态。     

程序视角下的刑事证据概念

传统证据学对证据概念的界定过于关注证据的实体属性 ,忽略了证据概念的诉讼性和层次性特征 ,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现代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体系的建构。笔者主张在我国基本诉讼体制下 ,以诉讼主体、诉讼阶段为标准对证据概念进行层次划分 ,将证据划分为审前证据、审判证据与裁判证据。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我国法院环境能动司法模式及完善

在我国环境司法实践中,法院突破既有规则进行能动司法是续造法律的重要形式,具有具体化规则、填补法律漏洞、变更规则等多重功能,其基础既在于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环境治理模式的日渐转型,还在于环境伦理本身主义变迁。通过考察我国法院不同阶段个案裁判、类案处理等运作实践,可发现既有能动司法基本呈现出"推理启动"和"经验启动"两种启动模式,以及"利益调整"和"技术调整"两种方法模式。尽管这些模式各有优劣,且与社会发展阶段、背景相互关联,但就当前而言,过于倚重推理启动或者利益调整等做法,仍应予以警惕。作为改进,未来应侧重于案例指导、诉讼程序以及司法技术等方面进行完善,从而推动我国环境司法治理。     

司法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功能定位与风险规制

人工智能在司法活动中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证据审查。人工智能为证据审查提供科技赋能,减少司法裁判的恣意性,提高证据审查的实效性,但是,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应用存在证据审查建构模型数据样本不充分、证据规则结构化转换不完整、证据审查程序缺乏可视性等风险和问题。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上述风险,需要明确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和证据审查中的辅助地位,提高司法人工智能训练的案例样本数量和质量,在技术层面提升人工智能自然语言转换能力,在规则层面限定司法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适用范围,将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司法人工智能审查证据领域,强化对司法人工智能审查证据结果的说理论证。     

多重买卖中物的归属判断规则及其举证责任配置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多重买卖合同确立了一系列物的归属判断规则以协调多方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也派生出相应的证据方法规范，这些不同的证据方法又可以分为证明力居先的证据方法和证明力居后的证据方法。需要系统解释，以理清这些不同证据方法在举证责任配置和证明力等方面存在的彼此制约关系。     

论司法裁判中经验法则的地位、局限性及应用规则——对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在司法裁判中,裁判者必须依靠经验法则才能进行法律解释、证据评价、事实推定等活动。由于具体经验法则的非成文性、裁判者经验法则的个体差异性和裁判者应用经验法则的偏差性等局限性的存在,经验法则的司法应用存在巨大的风险。而克服此种风险应当满足三个规则:一是司法裁判中的经验法则应当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二是司法裁判应合理考量经验法则的例外情形;三是应设立合理的程序救济机制。     

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中的比较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由于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因此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再加上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不同性质,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诉法和民诉法中的内容也是有区别的.我国立法应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适宜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这是完善我国诉讼立法和证据立法的重要内容.     

区块链存储证据的审查判断

区块链存证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将证据运用引领到新方向。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司法解释以对区块链存储证据的效力及审查判断作出规定。相较于传统电子数据证据而言，区块链存储证据具有在技术上不可篡改和可追溯、在司法上审查方式简明和无需转化等特点。因此，区块链存储证据是比较理想的诉讼证据，理应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实务中，区块链存储证据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因为面临着诸多困境:其真实性保障技术存在漏洞、真实性保障阶段存在局限以及部分存证机构资质存在疑问等。为充分发挥区块链存储证据相较于传统电子数据证据的优势，应挖掘区块链存储证据的诉讼价值，并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包括明确真实性推定的适用、优化上链前后的审查规则以及明确区块链存储证据的鉴定制度等。     

直觉在疑案裁判中的功能

在回应疑案判决中的司法虚饰问题时,直觉裁判论认为裁判的主导性因素,是法官的直觉和预感;法官是从直觉结论出发罗织法律依据,而不是从一般规范推导出判决结果。直觉论缺少思维坐标,忽略了规范和事实在法律思维中的规定性地位。法感裁判论克服了上述缺陷,描绘了一个法感持续往返于规范和事实之间的结论导出过程。法感裁判论为法官断案提供了一种指导和制约,并设定了判决说理的范围、要素和目标,因而更符合法律思维和裁判事业的现实及理想形态。相关研究说明,在一份不附判决理由或理由不充分的疑案判决书中,是无法鉴别判决结论究竟是法律适用的结果,是法官直觉的产物,抑或仅仅是法官的一个谎言,这是法律界要正视的一个司法病灶。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识别、困境、出路——基于2020年185份裁判文书样本的考察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特有的运行逻辑与内容建构使其拥有独特的功能定位。通过对2020年185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多维度梳理归纳,可以发现我国当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有检察机关胜诉率高、生态环境污染类案件比重大、行政不作为案件数量多等特征。由于环境案件繁重复杂的司法现实,审判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案件来源单一化与现实情况多样化相背离,案件中履职标准模糊化与司法审判标准统一化相脱节,案件裁判结果形式化与环境问题处理复杂化相冲突等。究其原因在于规则之弊及运行之需等多方影响因素的制约。建议从规制建构与审判实践两个层面设计对策:尝试从拓宽案件线索来源、明确行政机关履职标准及优化裁判类型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     

微信时代风险信息的传播与感知——以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为例

目前,以手机终端为依托的微信传播技术不仅给社会传播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且给社会风险信息的传播获取以及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与判断,甚至政府的风险决策与治理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鉴于此,选取了比较典型的案例——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作为探讨对象,结合相应的统计资料,深入分析了在此案例中微信传播呈现出的显著特征,即传播内容庞杂未见明显的“沉默螺旋”的显现,传播态度多元化但偏于激动,传播迅速集中但议题缺乏持续的关注.研究认为,正由于这样的传播特征加之疫苗风险本身的特征与个体的偏颇性解读,使公众对“问题”疫苗事件产生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疫苗的污名化结果.因此建议微信时代一定要警惕媒介化的风险,风险沟通要在同理心的基础上进行,要引导公众对风险议题进行持续理性的关注等.     

中国语境下的判后答疑制度

判后答疑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大量涉诉信访案件的司法政策,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短期内有助于降低申诉、上访率。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判后答疑制度之后,判后答疑制度已在全国各级法院陆续试行。但是因其固有的缺陷和功能弊端,长期坚持判后答疑会有损于司法权威。司法机关应将司法制度创新的重心由诉讼外的司法政策转移到诉讼内的制度完善上来,通过充分利用判前说理制度、心证公开制度等来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才能真正使当事人服判息讼,案结事了。     

刑事判决说理机制实证研究——基于最高院六个指导案例的视角

刑事判决说理机制是刑事诉讼尤其是刑事审判中的关键一环,它不仅关系到被告人的知情权,更是一国刑事法治运作公开公正的体现。但是,在现有关于刑事判决说理机制的研究中,缺少以实证方法作为指导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六个指导性案例,通过对判决理由部分字数的统计分析,认为判决说理的程度与案件的复杂性以及控辩双方对抗程度有关,而与犯罪的严重程度、审级的高低无涉。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说理中的融入

文章考察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裁判文书说理的裁判文书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将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最后依据价值哲学和司法规律论述了核心价值观应如何融入裁判文书说理,包括:原则上只应用于补充论证部分,精准把握价值要素,注意层次,加强对疑难案件的运用。     

信息维度下网络信息的司法认证规则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的全球普及化,以及信息化时代的推进,网络信息这一概念对人们来说已不再陌生。由于网络信息的种类繁多,且与传统证据有所不同,导致了对其认证方法、程序乃至可采性规则也有所不同。所以,一些适用于传统证据的司法认证规则并不适用于网络信息。学界对于网络信息的司法认证规则的探究目前尚属于初级阶段,相关法律规则也亟待完善。所以,深入研究网络信息的司法认证规则有利于解决网络信息作为证据凸显的诸多问题,便于诉讼中对网络信息的更佳认识和利用,对于与传统证据规则的比较研究更具重要意义。     

论我国海事行政诉讼管辖权问题

海事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权在地方法院和海事法院之间几经移转,引发了学界与实务界的巨大争议。这种管辖权究竟应做如何划归？学界和实务界对此始终莫衷一是,由此严重制约着相关司法实践的有效开展,不利于海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合理审结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因此该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