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

文章基于AF贫困测量法,结合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四个维度出发,将各维度对应指标均匹配到国家关于老年人或妇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识别出我国农村老年妇女在非收入层面的多维贫困现状——医疗服务不足、卫生条件简陋、互联网生活匮乏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妇女面临的三大生活困境;量化分析收入贫困与文章定义的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关系,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找出影响农村老年妇女的致贫因素——年龄、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区域因素明显影响着多维贫困的发生,收入、家庭成员等变量与老年妇女晚年是否陷入非收入多维贫困也存在着必然联系。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农村不同收入层次家庭享受型家电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调查样本

为探究农村消费结构的转变,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相关群体、经济环境特征和消费习惯等5个方面共选取14个变量建立Probit模型,对江西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家庭享受型家电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家庭享受型家电购买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具体而言,高收入户享受型家电购买主要受相关群体、经济环境和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中等收入户主要受家庭收入来源、文化程度、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而低收入户主要受相关群体、年龄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据此,提出企业进一步开拓江西农村耐用品消费市场的相关对策。     

中国东部地区家庭多维贫困的动态识别——以江苏省和山东省为例

从四个维度共11项指标测度中国东部地区多维贫困程度,研究发现:1.江苏收入贫困减小幅度比山东显著,两省贫困绝对变化量均表现出农村优于城市;2.做饭燃料和卫生设施指标贫困虽明显下降,但到2011年仍处于高贫困发生率水平;3.受教育和健康状况指标贫困发生率长期处于高位水平,且减贫效果不佳,表现出教育和健康贫困的长期性和持久性;4.1991-2011年,江苏和山东脱贫人口分别增加了37.94%和26.68%,且家户贫困已从高维度贫困降为低维度贫困;5.家户收入水平与多维贫困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主要的致贫原因已从收入转化为其他福利维度。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后减贫时代中国老年多维贫困的测度

利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 H IP)数据,通过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指标,测度我国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并分析各类型转移性收入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发现,2013—2018年间,全国、城镇和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13％、5％、8％,贫困程度分别下降11.6％、2.3％、5.3％.但在考虑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下,农村老年单维贫困状况趋于严重.其中,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对老年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住房设施贫困贡献率下降.养老金对缓解全国和城镇老年多维贫困的作用最为显著,子女赡养等私人转移性收入对缓解农村老年贫困作用较大.基于此,我国应着重发挥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共同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可行能力.     

社会资本与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影响 ——基于陕西省南部农村的调研

在城乡二元体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地区留守老人逐渐增多,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基于陕西省南部331份调研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测度农村留守老人在收入、健康、医疗、抵御风险能力、居住条件、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七个维度上的多维贫困状况,并借助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及其各构成要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四个指标分别是生活燃料、患病被照料、疾病、卫生间,被剥夺比例均在60％以上;2)农村留守老人二维及三维贫困状况较突出,四维及四维以上贫困发生率较低.健康、生活状况、居住条件、抵御风险能力是农村留守老人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四个维度,也是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3)社会资本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最显著,社会声望仅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减贫有一定正向作用,社会参与则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此后在解决和防范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上,应多关注非收入层面并重视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     

陕西农户结构、金融需求与发展对策的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农户行为模式对中国农户进行了分类,并借助于农户收入分布和收支状态分析了陕西农户的结构特征,指出陕西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是消费性融资需求占有重要地位,农业融资需求处于额度小、空间成本高的硬约束状态,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落后制约了非农生产经营性融资需求。提出的对策是：应发展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来解决消费性融资问题,以推动农户发展规模经营和产业升级来促进农业融资市场发展,农村非农金融应当以推动与农业、农民生活相关的第二、三产业发展为重点。     

农村富裕程度对生活用能足迹的影响分析

能源消费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主要为CO2、CH4或N2O等,通过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中国1990-2008年农村生活用能足迹显示：近20年来中国农村生活用能总足迹增长趋势明显,年均增长7．32％;薪柴、秸秆和煤炭足迹比重持续降低,沼气和电力足迹比重显著上升。利用恩格尔系数作为中国农村富裕程度的衡量指标,考察农村富裕程度对各类生活用能足迹的影响,结果表明：恩格尔系数对薪柴、秸秆足迹的影响作用不甚明显,与煤炭足迹同向变动,与沼气、电力足迹和总足迹反向变动,影响作用显著。     

中国农户借贷行为研究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农户分层随之出现新的变化,不同特征的农户,其借贷需求呈现出不同特点。文章基于这一背景,从分析农户借贷需求行为出发,研究如何建立农村多层次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协调发展的机制,区别对待农户的不同借贷特征,尝试较准确地反映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状况。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研究

当前,生活垃圾污染已成为困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一些农村地区推行的“户存放、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集中处理模式,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了垃圾处理的高成本与低效率。而采用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可以将大部分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处理并充分回收利用,实现垃圾的减量与无害处理。目前这一模式已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成功运用,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和可观的生态价值。     

家庭生活用能调查方案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家庭用能与生产部门用能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很多国家开展了家庭用能抽样调查。从调查机构、调查频率、调查对象、调查内容、抽样方法、数据采集、质量控制、数据发布和开放使用等方面对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家庭用能调查方案作出比较和总结。大型的家庭用能调查多由政府主导,且通常是居民生活或住房调查的组成部分,家庭能源专项调查较少。调查内容不仅包括不同能源品种的使用量信息,还区分最终用途。调查手段以入户调查为主,网上调查、邮寄调查和电话调查为辅。现代信息技术为提高调查效率和数据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现有调查中大多数没实现追踪调查。与非官方调查相比,广泛调查数据具有样本大、覆盖面广、抽样科学、可共享等特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调查意识、内容和数据使用方面差异较大。目前中国居民能源调查还不完善,建议在现有的住户调查基础上逐步推进能源调查。     

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

对甘肃10个样本村入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显示,目前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农户家庭普遍采取兼业化模式,二是个体劳动力有明显的专业化趋势。针对这一特征,建立农户家庭劳动力兼业化配置模型和个体专业化配置模型以理论解释,并通过计量实证考察了农户家庭与个体在劳动力配置决策中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目前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基于边际劳动价值、预期收入、风险和就业转移成本等因素的理性决策。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技能与教育投资,建立并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降低农业生产和城市部门就业风险,是加快推进家庭专业化的政策重点。     

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农户土地流转是区域农地市场发育的基础。利用江苏省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步法,从土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均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农村保障水平,是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完善流转市场的根本。     

搞活农村家电市场的对策

文章分析了我国农村家电拥有量的状况 ,讨论了造成拥有量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 ,并对搞活农村家电市场 ,从政府政策和企业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了对策研究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论析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性和保障性制约了其可继承性,操作上的复杂性也使该权利的继承制度设计困难重重。随着承包地承载的保障功能逐渐减弱,该权利的身份性也将消解,继承将成为流转的常态;通过转让与出租该权利。可以解决继承带来的土地公平占有、土地进一步细碎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