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农户返贫风险评估及防范机制构建的实证分析

识别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并制定有效的治理策略是现阶段解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针对脱贫农户生活水平不稳定可能导致的返贫问题,基于陕南脱贫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构建返贫风险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物元模型评估脱贫农户返贫风险程度,深层次剖析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脱贫农户返贫防范机制。研究认为:陕南大部分脱贫农户处于一般风险水平,且差异较小; 脱贫农户成员健康状况、遭遇自然灾害风险、环境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风险和社会关系网是导致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重要因素,说明脱贫区的政策制度、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脱贫农户个体能力是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影响因素; 建立依据事前防御、事中处理、事后追踪体系的全过程性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脱贫农户思想观念培育,注重内生动力提升,提高脱贫农户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打造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优势产业,促进生态农业、农旅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改善升级乡村教育医疗,提高道路水利、信息网络、天然气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脱贫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可持续生计水平和社会参与能力。     

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研究——基于豫西典型贫困县区的调查

如何对脱贫户返贫风险进行量化评估和识别,实现可持续、高质量脱贫,成为当前我国脱贫攻坚中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豫西典型贫困县区,通过结合调研数据资料,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选取收入水平、脱贫方式、政府政策、致贫原因、家庭状况等相关指标,构建了返贫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脱贫户返贫风险进行量化评估,有效实现对脱贫户返贫风险的精准识别,同时提出防返贫应形成"以风险监测的‘预警体系’为基础,以加速致富的‘阶梯激励’政策为路径,以增强‘造血’功能的‘内生动力’为机制,以保险市场的‘返贫险’为措施"的返贫风险防控体系,对返贫风险进行全面防控治理,实现贫不再返。     

新发展阶段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机制设计与政策保障

规模性返贫风险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何有效化解返贫风险,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后脱贫时代的关键任务。通过政策体系梳理分析发现,现有的规模性返贫防控机制存在差异化不足、防控措施的精准性有待提升以及潜在风险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基于此,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发展阶段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分类防控机制与政策保障体系,旨在服务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构建

有效识别返贫风险并及时预警是阻断脱贫人口返贫的前提.采用生计脆弱性 分析框架构建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体系,并对西南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进行 测算,在此基础上构建脱贫户返贫预警机制.结果发现:脱贫户的返贫风险主要集中在人力 风险和金融风险,是兼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物质、社会风险的高度复合形态;脱贫户返贫预警 机制应结合警度与警源,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脱贫户,持续测度其生计状况,评估政策有效 性,优化改进方案.因此,民族地区政府面对不同风险等级的脱贫户,政策制定需要因户制 宜;五大返贫风险需应对及时,靶向精确;应着力于改善区位条件,挖掘资源优势,为脱贫户 提供多样化的生计策略选择.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目标导向、重点内容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与拓展有着不同的内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心在于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并提升脱贫质量,同时防止新生贫困产生;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心在于实现脱贫攻坚阶段形成的优秀工作机制、脱贫攻坚精神以及扶贫资产等在乡村振兴阶段的承接应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既需要保持既有扶持政策的阶段持续性,同时针对返贫风险高的脱贫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建立预警监测机制;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需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顺利转型。     

共同富裕视域下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探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注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存在的低收入群体动态识别机制、防止返贫常态化帮扶机制、应对突发因素返贫的动态监测机制、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机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待健全问题,亟需从识别、帮扶、监测、发展、衔接方面入手,拓宽防止返贫现实路径。     

脱贫地区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建构——基于两个县域的比较分析

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面脱贫。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脱贫地区的脱贫人口还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的风险依旧存在。有鉴于此,本研究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角,对脱贫地区防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展开研究。在论述构建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开展的探索实践进行总结,并据此提出防贫监测与帮扶机制构建的具体路径,即需要科学确定监测标准,精准锁定监测对象;分类分层进行预警,建立完善的动态预警机制;细化优化帮扶举措,构建多层次和复合式的帮扶机制,才能防止规模性返贫,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脱贫人口语言能力提升的新维度与新途径

脱贫人口语言能力的提升是助力脱贫群众不规模性返贫、发挥脱贫群众自身“造血”功能的重要因素,能激发脱贫人口内生动力,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民族团结。提升脱贫人口语言能力有新的维度和途径：从“推普”助力摆脱绝对贫困,到注重提升个人综合语言素质,以促进个人全面、可持续发展;从提升普通话能力,到注重培养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多语能力,以拓展个人发展空间;从根治传统贫困,到注重战胜多维贫困能力培养,以适应新型社会发展要求。提升脱贫人口语言能力应该多方面、多维度分“点”发力,最终实现脱贫人口不返贫,且具备防止新型贫困的能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治逻辑与制度路径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在后脱贫攻坚时代,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制度”为着力点,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以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政治维度来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意义,而且具备长远的政治意蕴;不仅要扎实有效实现防止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更要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路径,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深层次问题所在,需深刻挖掘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在价值凝聚、资源配置、关系协调、社会整合、组织提升、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并呈现特定的制度势能。当然,面对诸多现实挑战,需具备有效的政治机制保障,通过构建“责任机制—政策机制—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实现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提供行动框架。进一步看,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层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经验对国家治理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能够为我国制度创新提供一般性启发,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典范。     

促进健康可持续脱贫的战略思考

当前,我国处在脱贫攻坚战的决胜期,实现可持续脱贫还面临不少挑战。要实现健康可持续脱贫,关键在于构建与优化长效脱贫机制。要处理好产业扶贫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降低扶贫产业发展对减贫政策的过度依赖;加强教育引导与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人口就业能力;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提高搬迁人口的社会适应性;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带来的压力;统筹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精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动边境贫困地区的开放发展,实现兴边富民。     

农户防范返贫:应该更关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

基于部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多维返贫测算方法识别返贫农户,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户防范返贫中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防范农户多维返贫的重要因素,但从返贫效应的视角看,人力资本防范返贫的影响更大,是巩固拓展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资本。(2)机制分析中,人力资本能发挥迁移效应,通过劳动力流动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而社会资本能发挥信息获取和抵押品效应,通过创业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3)人力资本降低了农户在收入、医疗、生活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社会资本则降低了收入、医疗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4)两类资本的防范返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人力资本显著降低东部和西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而社会资本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性及推动进路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落后于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管理理念比较落后;二是农业经济管理体系创新力不足;三是重产轻质问题突出;四是工作职能边界不够清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后,投入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二是农村公共服务相对于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在农村教育方面,区域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小农户难以嵌入现代化农业进程,主要源于：一是经营规模小;二是资金短缺且借贷困难;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发展,表现在：一是传统农作物种植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高;二是年老的农民缺乏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且精力有限,导致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状况非常不理想;三是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难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面对以上突出现状,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大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需要优化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一要提升相关领导重视程度,二要健全管理体系,三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四要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在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上,一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加强公共服务的相关设备设施、场地等建设,三要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在推进农业科技应用方面,一要重视科研体系构建,二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三要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在当前,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一要加强制度保障,二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一要抓牢教育环节,二要创新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教育机制,三要构建优秀人才回流的动力机制。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儿童贫困治理的几个理论问题

儿童贫困具有二维多元内涵,包括经济贫困和服务贫困,与成年人贫困和家庭贫困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儿童贫困治理不同于儿童福利工作,应以实现儿童权利、彰显公平正义、与经济协调发展为基本价值诉求。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依托家庭,克服儿童在物质、教育、医疗、照顾、文化等方面的资源匮乏,改善贫困儿童经济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建立儿童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