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点·共识·功能：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全人类共同价值因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点而更具理论生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和实现可能。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构互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标识性概念和中国话语表达。新时代，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海洋文化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应有目标,是打造全球海洋治理新格局、实现世界海洋和平安宁发展的必然追求,合作、共建、共享、共赢逻辑下的海洋文化建设发展,理应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基础和价值体现.而这正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国海洋文化理应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起到主导、引领性文化基础和精神纽带作用.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践行与理论特色解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方略的内外融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聚合体倡导建立全球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时代大趋势,始终以谋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为目标,坚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动全方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化体现,是中国梦的全球延伸,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及认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背景、生成谱系与实践建构

作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全球和平发展和文明发展擘画的新蓝图，其出场是基于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和全球文明文化交流互鉴失范的治理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语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和以义为先的义利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有着密切关系，昭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现实必然性。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坚定不移地通过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领域建设，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增进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实现美美与共；注重协调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模式等现实路径，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超越、建构原则及实践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而西方价值体系试图把世界历史终结于资本霸权体系,遮蔽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理性与正义性诉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科学性的理论特质、正义性的伦理内核、和平发展的实践导向实现了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虚假性、剥削性、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它在坚持占据真理与道义制高点的先导性、抵御错误思潮与有害价值的批判性、关照人类总体发展与命运的使命性的三者有机统一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基础提供了基本原则。而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转化,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新型国际交往平台、加强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以此促进外部世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观念认知与价值认同。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应用中国大健康义治原理构建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学说指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正确义利观贯穿并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健康体结构，又以两体结构共存、共联、共通、共统、共汇、共守、共生、共有等纽结点为支点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矩阵结构。再应用义治原理对大健康治理普通结构进行义相关性转换以清除违义因素而得到符合义价值要求且经反证已达到义治目标的“纯义”大健康共同体矩阵结构。最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健康体、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要素(矩阵)代入“纯义”矩阵而得出各类大健康主体512个合作点位构成的对策矩阵。     

国际法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说服、影响他国言行的能力，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国际话语权之争大多是法律层面的，而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关于人类发展进程的理念，是全人类在这个进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包含了休戚与共、荣辱相生的含义，是全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表达。其五个价值与国际法是契合的，国际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的目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方向，以中国国际法实践为基础，以提升国家实力为手段，以国际法话语为具体内容，以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传播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他者”共筑作用

在人类历史中,"共同体"在差异与冲突中不断被建构,这书写和表达人类发展依据和需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理论和经验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乎"人类命运发展"所构建的理念,它具备一定共识基础,其中"他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他者"在人类和共同体的理论研究中,推动"类"意识和共同体生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他者"方式探讨和对比共同体的起源与人类的特性,可获得共同原则和合作意识,加速"他者"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为宏伟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李世民之谜”的心理分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杰出皇帝,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人物。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探讨,心理分析有助于破解这个集“凶徒”和“明君”于一身的人物留给后人的谜团。和隋炀帝相似的夺权路径使他成为背负心理镣铐的创大业者; “贞观之治”的千古功绩和他的人格特点密不可分;杀兄逼父,折射出封建体制下矛盾无法和谐解决的死结和人性阴暗面的凶残;不合理行为的背后,掩藏着明君“做秀”与心理焦虑。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插花山”: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

＂插花山＂作为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融合了地理景观、历史记忆、道德表述、农业技术、市场体系等诸多要素。而这些学术性字眼,在当地人的表述中,会还原为日常生活实践,比如＂祠堂山＂、＂势力山场＂、＂种跳田＂等等。而这些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在地理解范畴＂,但却是＂插花山＂作为＂在地＂林权形态的实践表征。     

“部分”、“有的”之逻辑辨析

从语言的角度讲,“部分”与“有的”都没有断定其全部.但从逻辑上讲,二者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对应的逻辑范畴不同“部分”与“整体”(“全部”)相对,而“有的”与“所有”相对;二者的逻辑涵义不同“部分”排除了“整体”(“全部”),在数量上是较为确定的,仅指整体的组成成分,而“有的”除了表达其存在性之外,在量上是不确定的,它表示“至少一个,亦可多个,甚至可指所有”,它与“所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在逻辑上的真值不同由“有的”组成的特称命题与由“所有”组成的全称命题可构成传统的逻辑方阵,而由“部分”组成的命题与由“全部”组成的命题却不能构成逻辑上的对当关系.     

试论构建以人为本的“中国模式”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主张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贯彻到完善＂中国模式＂全过程,从而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理论,可简称为＂人本模式论＂。进而对构建人本模式的要领作了概括,并着重就构建＂人本模式＂的首要问题——经济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问题作了分析,同时简述了人的发展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论"V起来"结构中"起来"的分化

语法学界一般把"V起来"中的"起来"分为位移义、结果义和体貌义三类,这种分类不尽科学,因为"位移"和"结果"并不是两个并列的区别性语义特征,而表示体貌义的"起来"在意义和功能上都已经虚化,所以三者很难鼎立.从共时平面看,"V起来"中"起来"的意义和句法功能呈现出从趋向动词到动态助词的虚化,从而分化为"起来趋动"和"V起来助"两大类.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战略与策略思考--论为什么是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而不是制定《统一法》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是对台海形势发展的特点、国际社会的可能反应以及岛内政治生态进行综合、缜密思考和评估后所做出的十分明智的战略选择.鉴于"台独"分裂活动的特点与性质,以及现阶段我们对台工作的主要任务,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而不是<统一法>,更具有针对性,更有助于推动岛内反"台独"力量的重新崛起与壮大,更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对我们反"台独"斗争的同情、理解与支持.     

社会学视角下的"民族"与"民族个体"

针对很多人常混淆的两个基本概念"民族"和"民族个体",借助社会学相关理论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阐述了两者的不同内涵,并论述了这两个概念"层次混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及进一步区别这两个概念的现实意义.     

"遗产旅游"与"家园遗产":一种后现代的讨论

"遗产热"已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趋向;然而,它在短时间内骤然升温的"后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却是很多人所不了解的.特别是当遗产演变为一种消费对象,与大规模的群众旅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形成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园遗产"的巨大冲击.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讨论和阐释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对我国所推行的遗产战略的可持续性也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