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基层网格化管理中的三重矛盾——基于深圳市A区的调研分析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伴随着“多网合一”等改革举措,网格化管理不断呈现出综合化、统筹化的发展趋势。但基层政府相应的网格管理机制能否适应更高程度统筹的改革要求、网格员队伍能否承载起更加综合化的网格管理任务等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深圳市A区的案例调研发现,基层网格化管理存在明显的权威统合缺失、基层网格职责泛化和网格员工作过载问题,具体表现为网格管理部门分割化和职能资源悬置不下沉,各职能部门向基层网格员委派任务存在随意性且忽视匹配资源,网格员承担任务过于繁重导致工作积极性受削弱。研究建议建立由区级主要领导进行统筹、具有足够权威的部门负责协调和执行的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推动各职能部门向基层网格工作下沉部门资源、夯实网格化管理基础。     

网格化管理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机制探讨——基于苏州、佛山的案例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得到广泛推行。田野调研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差异化的实践形态,在实践中表现出“复合型的国家化网格”与“嵌入型的社区化网格”两种类型。“复合型的国家化网格”通过纵向科层资源的集中配置,将基层社会的扩大化治理事务纳入国家治理轨道,凸显了纵向秩序整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嵌入型的社区化网格”基于社区本位逻辑,嵌入原有治理体系,并通过下沉治理单元,在社区内部塑造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显示出横向秩序整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网格化治理制度实践的差异受到地方治理情境的影响,其中治理需求对接机制、治理资源动员机制和治理主体选择机制是形塑网格化管理实践差异的重要机制。基于中观维度的分析路径有助于理解制度的差异化实践。     

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维稳机制创新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各级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依托网格化管理,积极推进基层维稳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使基层维稳能力逐渐增强,社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不断提高。为了进一步推进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应用,应该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基层维稳中推行网格化管理的经验,实现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互为支撑,明确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主要任务,加强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以提高基层维稳工作的成效,实现社会持续稳定。     

新时代乡镇法庭与社会治理

近年来国家全力推进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的全面下沉,加强基层网格化治理,试图解决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的"空壳化"和"悬浮"问题,虽然基层治理资源不断增加,但边际效应递减,出现了"内卷化"趋势,乡镇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构建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选取M乡镇法庭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其具体考察和分析,梳理出乡镇人民法庭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案件多、人员少、有效沟通乏力、执行难等困境,进而在参与平台化建设、基层司法人员的角色定位与运行过程的平衡机制构建等方面做了路径探索.     

基层服务困境及治理体系重构的路径分析——以山东省农村党建示范区为分析对象

基层治理体系是承接服务下沉与治理有效政策实践的核心.已有文献梳理表明,基层治理体系存在失效的"双重困境",即基层治理能力不足,以及难以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山东省招远市农村党建示范区的建设经验在于重构基层治理体系,恰恰有效回应中国基层社会面临的"双重困境",打破传统镇村治理体系,形成镇村之间的"中间层级政府".党委实体化运行凸显行政包干制的治理优势,同时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党员联户网格化机制,成为服务下沉与治理有效政策实践的组织载体与治理载体.这一创新的基层治理体系为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重构提供一般性路径思考.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

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矛盾纠纷在表现类型、发生场域、解决形式等方面出现转型,并呈现出发生领域广泛性、强关联性、反映渠道多元化等特征。如果新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能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化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完善“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和理念,完善“网格化+网络化”双网协同的矛盾纠纷治理模式;引入“四环介入”模式,构建“全息”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细事细治：网格化管理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效果——E镇的考察

在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网格化管理作为一项新时期推进城乡基层社会善治的政策工具，契合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诸多问题复合叠加的现实需求，折射出国家重建基层治理秩序，夯实乡村治理基础的意志。在E镇的实践中，党建引领是将网格化管理嵌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核心议题，以无缝隙管理的方式重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网格化管理模式在调节日常矛盾、化解拆迁纠纷、受理信访举报、加强环境治理等方面有效糅合村民服务需求和乡村治理创新要素，将基层治理回应能力调适到与治理现代化需求大体一致的平衡状态，实现了乡村不同治理事务的精细管理。     

试论回应型政府的运行模式

回应型政府是一种使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政府运行模式不同,回应型政府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电子化与扁平化的政府组织结构,透明、快捷的治理过程,有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现责任约束与对结果负责的政府绩效评估,共同构成了其特定的运行模式。     

腐败行为的治理模式探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高压反腐,也在不断探索建设有效的腐败行为治理模式,但是目前我国在反腐败方面还有以下问题尚未解决:预防性机制阙如,惩戒性机制乏力,保障性机制薄弱,尚未充分借鉴国际反腐败公约中的立法内容等.为了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建立前提性的预防腐败法律机制,有效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强化惩戒性的刑事立法,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客观方面,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同时兼顾犯罪情节;巩固保障性的制度建设,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通过不同的部门法建构,针对腐败行为,最终形成一个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的治理模式.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路径

社会企业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商业机制弥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的明显界限,同时注重发展营利和非营利的融合模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在结合环境脉络对社会企业进行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企业的本土化表征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企业已初步形成依托传统体制、引进市场机制、投身社会目的及关注社区成员利益等四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应寻求政府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从管制到服务——治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当前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创设的,通过政府的管制方式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被确立为政府改革目标,乡村治理方式也需要从管制转变为服务。根据治理理论,这一转变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县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村民自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试论乡镇治理模式的角色转变路线

从乡镇政府角色的定位与乡镇人大关系入手,检讨全能型的乡镇政府造成机构设置上臃肿、行政上低效。合理的乡镇治理模式,是严格区别职务权力和公共事务权力的执行,回归宪法——乡镇人大主导下的治理模式。也即,简政与直接选举相配合,职务事务和公共事务相区别的自治模式。     

构建城管执法的协商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强和创新城市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管理中城管人员与摊贩之间的博弈,主要表现为散乱经营、消极配合、全面对峙、默契共生和和谐相处五个场景,以及形式化、粗暴化、自由化和人性化四种执法模式。在城管执法中引入市民群体,构建城管人员、流动摊贩和市民三方共同参与的协商治理模式,以期更好地解决城管执法困境。     

农民合作社功能“嵌入”与村治模式改良

村治模式改良既关系到乡村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也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研究证实乡村善治的基础是对社区经济资源的有效掌控;利用经济资源为农业社区提供优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业社区治理优化的保证;短期内实现合作社与村两委领导者职能重叠,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供给同步,可以降低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成效;中长期内赋予农民合作社更多综合性服务功能,使其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同时为农业社区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乡村治理良性运作。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新趋势:契约治理

契约治理的兴起缘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信息时代的来临,它已经成为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新趋势,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相比,契约治理具有一些显著特点,深入研究契约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