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中的政府责任：一个分析框架

个人有限理性和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政府建立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其中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政府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需要承担完全的责任。鉴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和多层次特征,政府只需要在其中承担有限的责任。即政府的责任具体表现为:建立制度安排、提供资金支持、确保最低收入和实施严格的监管等方面。     

非正式制度: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应有范畴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是协调行为的重要规范,两者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决定规范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实现形式的是投入的边际社会收益。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依赖的是非正式制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正式制度,还需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乡土文化、风俗乡规、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为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做好政策的宣传与教育;寻找"乡土基因",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共振";借鉴风俗乡规,实现乡村善治;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教师专业化：重塑教师角色的制度建构

教师的专业化在本质上反映了当代教育属性和功能的变迁对教师角色转换的要求,教师的专业化不仅不能解决目前人们所关注的传统师德滑坡的问题,反而是进一步引发教师角色冲突和道德困惑的制度原因。故而,教师专业化在师德重建方面的真正意义并非在于回归传统,而是以完善的教师专业化制度的建构来重塑教师自身的角色,强化教师自觉担当责任、赢得社会信任的集体意识。     

政府责任缺失的制度分析

针对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责任缺失现象,本文主要从制度安排的视角,分析政府责任缺失的表现,揭示出政府责任缺失的制度成因主要是在宪法和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责任控制机制上存在缺陷和不足,为弥补政府责任缺失、构建责任政府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全面乡村振兴：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维护农民主体地位。政府主导体现顶层设计、资源配置与实施推动,核心指标聚焦政府绩效目标。农民主体要求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尊重与维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标准裁量、过程参与和利益获取等基本权利,终极目的在于农民幸福满意,可衡量的有效指标莫过于农民获得感。应用管理学中“曲线效应”的原理和量化分析方法,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置于现实场景,兑现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应立足农村实际,符合乡土特征,贴近农民意愿,基于增强农民获得感的价值导向精准定位地方政府绩效目标,以深化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以满足需求优化目标体系,以法治保障提升农民参与度,以绩效评价铸造政府主导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     

基于文化治理视角的乡村美育发展：价值、困境与路径

乡村美育是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具有激发乡村文化内生活力、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以及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价值意义。乡村社会转型带来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的改变,导致我国乡村美育面临美育主体性危机、美育价值弱化、美育实践碎片化以及现代性冲击等现实困境。为此,从文化治理的角度,乡村美育实践应从培育乡村文化主体成长、提升乡村文化价值引领、注重乡村美育场域打造、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创新以及重塑乡村文化治理格局等方面入手,实现以美治乡、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愿景。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     

责任政府的价值蕴涵及制度构建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政府有效运作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够赢得民众支持和拥护,增强政府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关键因素。本文从责任政府的价值蕴涵切入,说明责任政府的应然性质,进而探讨如何在制度安排上对其进行落实,构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重塑政府的良好形象。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个分析框架

县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从县域社会学的角度,这源于乡村振兴以县域全面振兴为前提,也源于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流动的特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要求城乡相互打通,充分尊重农村的主体性,具体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四个方面的变革。从实践来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两个问题需要避免：一是避免劣质城镇化;二是避免过度“经营”村庄。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及纠正机制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基层政府在政策实践过程中,面临一些政策执行困境,容易产生一些政策执行偏差。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这些偏差,不仅会影响基层政府自身职能的发挥,降低效率和质量,还会严重影响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降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针对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差问题,来具体分析产生偏差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偏差纠正对策,高效对接,科学统筹,合理安排,构建精准执行政策的长效机制,以保证基层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维护公共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顺利实现乡村振兴的政策目标。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通过其"以人民为中心—善治—民生"的治理逻辑闭环结构呈现.乡村振兴中治理实践的政治伦理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实践的价值追求是善治;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有着民生的多重内涵并体现着当代民生特质,其治理逻辑从理论、目标、价值、实践等四维向度体现了始于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善治,实现民生的新时代乡村治理逻辑,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逻辑紧紧围绕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生发展的特点.     

重塑发展模式：共同富裕进程中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构想——基于浙江山区14县乡村文化实地调研的分析

在对浙江山区14县实地调研与241份样本访谈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生成性归纳法,从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问题与策略三个维度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提炼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环形结构模型、目标-内容-平台-机制（ACPM）工作模式,归纳出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着人才队伍薄弱、体制机制不顺、发展能力不足、创新能力薄弱、传播平台欠缺等问题,阐述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设思路、发展模式等战略构想,提出构建多元驱动型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机制,以乡村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发挥乡村文化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关键变量作用。     

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及其推进路径——基于不同人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

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从目前乡村振兴的现实逻辑来看,乡村振兴中的人才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一大关键性问题。因此,从人才发展与乡村振兴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出发来讨论不同人才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需要加大对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导的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育力度,积极发挥村三委及村党员的核心作用,吸纳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参与乡村振兴,为乡村培养更多的乡村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进一步补齐农业科技人员短板,进而促进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胜,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企业是助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企业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又有助于推动企业自身经营发展。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提升其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更有助于提升其财务绩效。因此,政府应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贫困治理,为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