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的缺位与行政再造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出现新一轮村治主体缺位困境,表现为“无人治村”和“治村无方”的难题,潜藏着多层面的治理危机。在村庄内生乏力的情况下,行政供给思路具有可行性,但要解决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对接的问题。洋县的选派干部制度在行政选拔和行政输入之间插入村主职干部助理环节,通过松紧有度的筛选机制、通才导向的培养机制、因能而异的流动机制建立了以组织培养为前提的村治主体再造办法。村庄社会结构的弱化和裂化、群众路线中的规则嵌入、扩大的熟人社会与关系嵌入三者共同保证了选派干部与村庄社会的有效对接。通过调动村庄内生资源、优化干群关系、改变治理方式、转换治理目标,选派干部在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制度的后续运行需要保证村主职干部助理的锻炼学习力度、提高产业发展的规划研判力度、强化县乡政府的统筹协调力度。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庄治理密切相关。以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案例,引入关键群体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能人通过农民合作社的架构来整合村庄内外的多元主体力量,进而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乡村能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以形成治理共同体;二是乡村能人综合运用人情法则、公平法则、利益捆绑与利益联结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从心理和物质利益层面约束村域内多元主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稳定外部参与力量,从而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治理共同体的重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     

富人治村与基层秩序稳定——基于珠三角农村的经验调查

富人治村作为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即富人治村产生于村庄秩序难以维持的结构性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回馈性特点.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村庄强社会关联与充裕的集体经济共同维护富人治村的公共性,避免了村庄治理的异化.富人治村通过精英整合、组织结构整合与党员激活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型塑了基层秩序稳定与村庄政治融合.珠三角地区的回馈型富人治村对于理解基层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富人治村的内在逻辑与建设方向

“富人治村”的样态具有区域差异性,但皆是乡村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基层政府逻辑导向及村庄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具有部分合理性,能带来当下治理的“低度均衡”,却又对乡村治理的长久发展带来难以回避的隐忧。为实现“富人治村”的良性建设和发展,必须讲求辩证法,在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再塑造、发展多样化社区民间组织及县乡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等方面做出努力。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进而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抉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异质性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村庄分类为中间变量,构建乡村振兴的分类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3个典型案例加以剖析。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村庄分类与乡村振兴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作用机理并非线性。基于异质性资源禀赋可将村庄分为资源禀赋优势型、资源禀赋平庸型和资源禀赋劣势型,且不同类型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及其振兴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需制定分类治理的靶向振兴计划,厘清不同资源禀赋村庄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期实现乡村的分类振兴。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乡村“技术赋能”:内涵、动力及其边界

乡村具有广阔的技术赋能空间。乡村“技术赋能”是指通过现代技术赋能农业、农村、农民,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技术赋能”是一种内外融合的发展模式,它使乡村实现了由“技术—现代性”这一外源性发展模式向“技术—能力”这一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转变。乡村“技术赋能”命题的提出源于城乡之间巨大的能力差异,而技术恰恰可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治理能力以及村民的知识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变量。乡村“技术赋能”的前提是技术下乡;条件是契合乡村场域,实现技术和乡村的特征匹配;边界是遵循“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联姻,防止技术由“赋能”走向“控制”。     

资源整合与利益共享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针对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旅游问题,以陕西袁家村为例,梳理了其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做法:一是坚守为民初心、共同致富奔小康;二是创新治理机制、共建共享有活力;三是推动产业融合、精心培育产业链;四是强化道德建设、传承文明蕴和谐。袁家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成功机理在于:统筹党建与发展,以强党建推动大发展;统筹资源与市场,以好创意创造大市场;统筹利益与治理,以好机制激发大能量;统筹文化与发展,以好文化铸魂大旅游。对袁家村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核进行探解,形成了关于乡村振兴基本规律和重大趋势的若干认知:一体化统筹;融合化发展;股份化经营;组织化壮大;制度化保障。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传统文化村落乡村振兴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周礼村落二十多年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研究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周礼村落以周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给传统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启示。要解决好当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文化和社会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实现。     

村组治理:功能定位、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确定的基本治理单元,村民小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产、社会四个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在运作机制上,村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会和群众路线维系。当前,行政村权力运作的行政化和信息治理技术的全面下乡,对政策激活后的村组治理形成结构性挤压。优化村组治理的总体路径在于:技术治理主导型村治应推动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村组治理主位型村治应实现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有效分工,推动村级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双轨制。     

文化资本视域下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分化——基于湘西的考察

民族村寨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农业文化的基础载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文旅业成为民族村寨发展经济、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入手,以湘西部分民族村寨为样本,结合场域分析,构建了包括场域、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分化行动逻辑框架,从文化资源、文旅业发展及其社会组织关系、村落精英能力、社会网络等方面,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场域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研究引入文化资本理论,拓展了民族地区村寨研究的路径与视角,深化了对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问题的理解和阐释。     

主体优势与能动性联结:乡村振兴中驻村帮扶干部的行动逻辑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驻村帮扶干部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遭遇一定程度的现实遮蔽,即国家治理的整体性、统一性遮蔽了驻村帮扶工作内容及绩效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及在驻村帮扶制度结构提供重要资源基础上,驻村干部全然奉献的主体性行动仍有待进一步关注。通过对G省直单位驻村帮扶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发现,尽管驻村帮扶干部受到科层、资源、治理等结构性约束,但他们能够利用制度优势、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主体优势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能动性保障。同时,驻村干部运用个人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打造村域内外的组织联结、资源联结和利益联结,充分展现帮扶行动的主体性、能动性,为顺利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补充了强劲的主体能量。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