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的传染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金融腐败、金融风险形势依然复杂,如何做好金融反腐和金融风险处置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厘清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和传染机制,是金融反腐和金融风险处置有效衔接、一体化推进的前提条件。一般认为,金融领域的腐败与风险在表现形式、内在原因、治理策略方面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进而表现为在金融风险分析中缺乏对金融腐败的关注,而在金融反腐中又对其可能引发的风险处置问题有所忽略。为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探究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揭示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之间的传染机制,在破除“金融精英论”、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背景下提出治理对策。     

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论纲

金融风险在互联网中可以被放大,也可以被防控,这取决于立法及政策的具体设计。网络技术性风险、金融业务性风险构成了诱发网络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相应的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也应以监控这两类风险为核心。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一般法律监管应侧重于构建多部门协同平台、创新业务监控和监管体系、全面建设互联网信用库、强化网络金融监控的国际合作,提高网络金融犯罪成本。此外,应针对网络消费金融公司和网络微型企业风险进行特殊的法律监管。     

金融科技风险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以金融科技风险为切入点，系统分析金融科技发展给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运用合成指数法及TVP-VAR模型考察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序性变化态势。研究发现：金融风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交叉相关性，当前金融监管能有效化解传统金融风险，却不能有效覆盖金融科技变革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金融科技风险仍是未来防控的重点。应健全金融科技审慎监管框架，积极推进监管科技，建立混合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协调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严控金融科技风险。     

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基于风险体系化的视角

互联网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促进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创新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当前学术界主要从非法学角度对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并没有从法学角度对其进行广覆盖、深视角的划分。依据法学视野下的“主客体关系”分析方法,可以将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体系划分为主体风险与客体（行为）风险,前者包括经营者适格性风险与消费者适格性风险,后者包括经营者不正当竞争风险与消费者信用违约风险。通过充分借鉴域外不同法系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经验,从法律规制体系与法律规制路径层面,全面构建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     

基于“互联网+”背景的金融风险管理探析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将对金融产品、业务、组织和服务等方面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互联网金融风险日益突出,风险管理日趋重要.面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中存在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提出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的策略.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

互联网金融2014年首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1。为实现"健康发展",就要解决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本文在回顾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创新与监管的困局展开分析,借鉴国际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经验,提出我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解决创新与监管困局的路径。     

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选择:效率性提高会带来颠覆性创新吗?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发展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资金融通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互联网时代,传统金融业希望通过互联网金融巩固市场,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持续推动业务转型,借助通信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金融业资金融通效率的提高,然而在满足资金融通效率的同时,是否会带来传统金融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创新已成为业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梳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不同历史阶段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认识有所差异,但金融科技创新是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及传统金融变革的关键因素。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冲击着原有的经营模式,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金融行业所开展的业务。我们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不仅通过自身的创新提升着市场资金融通的效率,还通过其嵌入性、融入性特征促进着传统金融的商业模式变革,助推着金融新业态的形成。互联网金融已经改变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支付形式,带来了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设计思维的变革,并向着基于技术创新的定制化金融服务方向快速发展。至此,以技术创新带动互联网金融发展,利用技术优势提升自身资金融通效率,已成为互联网金融融入市场经济的关键能力,并且持续促进着传统商业银行在制度、工具和结构方面的颠覆性创新,提升着金融业态的资金配置效率。     

“互联网+”语境下道德治理的特征、价值及其转型

"互联网+"语境下道德治理显现出多重特征和价值。道德治理转型的路径是转变道德治理的思维、创新技术支持机制、重新诠释主客体、建构"榜样示范"的新模式。"互联网+"使道德治理转型有了更好的技术保障、更宽容的语境、更新意的思维向度,道德治理转型有水到渠成之势。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重构初探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保险监管模式亟待重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监管模式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转型期市场经济阶段,在改善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引入全球治理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保险治理体系有效性,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双赢：规避和管制的博弈分析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需要突破；另一方面，监管层必须严格防范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因为新的金融产品、交易方式和管理办法可能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采取动态管制措施以约束金融机构过度创新，从而形成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的交替上升过程，双方在监管—违规 (合规) 创新—罚款 (监管)的均衡路径上重复博弈，因而的确存在“双赢”的可能性。当互联网金融适度创新水平低于临界值，创新活动出现高风险时，互联网金融适度创新的临界值与过度创新的罚金正相关，与监管成本负相关；当监管力度大于临界值，监管有效时，监管力度的临界值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额外收益、适度创新成本正相关，与适度创新的社会收益、过度创新的成本和罚金负相关；当互联网金融的适度创新水平和监管力度均等于临界值，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双赢”。当前亟须构建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完善互联网金融创新制度、规则和法律建设，做好风险预防和对高风险产品的监管。     

大都市发展转型中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市化的推进要求实现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主要在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领域展开,其中政府转型处于主导地位。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和政府转型构成了一种动态、系统的过程,只有通过动态、系统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才能实现。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治理理念、主体和行为的统一体。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创新还存在着治理理念转变不到位、治理主体间合作受限和治理行为不够优化等问题。推进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需要促进大都市治理理念更新、大都市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大都市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     

互联网众筹融资监管标准的多维度构建

互联网技术促进了金融结构和体系的创新发展,互联网众筹已成为新型金融模式的重要典范和形式。学界和业界对众筹金融衍化风险、监管原则及监管法律边界等问题存在理论纷争,尤其对新金融与传统金融模式监管差异问题仍缺乏整体性区分。新金融业态下,众筹金融监管设计应是体现以特定金融业务范畴为依据、金融工具创新和风险抑制监管相契合的一种最佳边际均衡。为实现“公平、效率、秩序、安全”整体金融规范目标,当前应结合众筹行业特点破旧立新监管理念,通过厘定众筹监管边界范围和众筹主体行为权责关系,基于健全主体资格、准入标准与业务能力审核机制,健全前端审查、风险评估、信息披露及金融存管体系,规范投资人、项目评级和预警平台退出机制,构建行业自律与投资人保护机制,完善众筹监管权力责任配置机制等多维度尝试构建众筹融资监管标准,从而优化众筹监管治理体系。     

新常态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撑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金融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的持续积累和技术的突破创新两条主线,对制造业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金融发展增加资本积累是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基本传导机制,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增量资本和存量资本的动态调整来实现,金融发展能够分散研发创新风险形成合理的创新治理机制。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利用广东制造业28个行业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将金融发展分为规模、结构、效率三个维度,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进一步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     

金融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金融风险防范

在分析金融全球化趋势与金融风险关系的基础上,对金融全球化趋势下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对近年来中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与效果作了回顾和概括。最后,作者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对策构想,主要是:把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当做长期任务;适时、有步骤地进行金融开放;从制度创新入手,重点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造;增强自身实力,改善运营环境;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发展哲学视域下风险问题的复杂性及其治理

风险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于物质财富或经济增长但又与之密切相关的新问题。当代社会发展中风险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有客观现实性又有社会建构性。风险问题从来源和性质看有人为性,从生成机制和造成的后果看有隐匿性和高危性,从发生的领域看有系统性,从影响的范围看有全球性,从其社会文化意义看有反思性和政治伦理性。应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需要反思现代性发展理念,增强风险意识,推动风险治理;加强社会发展预警,完善风险治理体系,增进风险治理制度的韧性;重视风险沟通,凝聚价值共识,强化风险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坚持实践思维,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提升风险治理方法的自觉性。     

县域农村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成效与发展趋势——以山西省H县为例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问题非常突出,亟需农村基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对此作出回应。结合山西省H县坚持管理体制创新、坚持职能转变、坚持矛盾调处机制创新、坚持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改革,开创农村社会管理新局面的标本性实践经验,提出县域农村基层政府应该从转变政府职能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适应、打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风险研究——基于技术—经济范式视角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安全风险实质上是新技术—经济范式所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带来的冲突,安全风险治理的本质是技术、经济、社会三者的匹配问题,治理目标在于通过三者的匹配形成一种对新技术的包容—排斥机制。从产生原因来看,技术的不确定性、安全风险在一定时期处于灰色地带带来的治理真空期、政府数字化治理的缺位与越位、制度适应的滞后性等是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从形成机制看,任何一次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都不会自动形成一种包容性的利益分配机制,因此对抗与妥协或者说风险及其治理贯穿着赋能经济的全过程。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能量释放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由旅游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变革引发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变革的问题,也即数字技术引发的各种变革不能单独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得到解决。对此,可采取引入技术—经济与社会—政治耦合治理模式、从动态演化角度对顶层政策设计进行持续改进、在矛盾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中进行协同治理等安全风险防范策略。     

风险与技术双向驱动的互联网社会治理：核心议题与前沿趋势

大规模在线数据的增长及其可获取性为开展人类社会行为与互动的互联网治理研究提供了机会,同时催生了新的问题与方法。当前,互联网社会风险治理的核心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虚假信息、公共危机事件、网络欺凌与极端主义等。在问题与技术的双向驱动下,社会风险治理结合数据技术与计算方法,广泛运用数据收集与存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群体智能等方法,一方面拓宽了社会风险治理的工具视野,另一方面也为风险感知和预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文选取面向互联网社会风险治理的三大议题,通过对新近研究的梳理,揭示未来互联网社会风险治理的技术应用趋势和挑战,从而为更广泛的社会治理提供前沿参考。     

论我国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的路径与机制

随着金融行业全球化、自由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不断发展勃兴，如何在鼓励金融创新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传统金融监管“先发展后规范”方式已难以持续。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由来已久，其有效缓解了金融变革创新与金融监管规制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但至今未引起立法层面对其应有的重视，在法治实践中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混乱，既往“试点”“试验”机制亟需完善。应借鉴域外监管沙盒等制度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转变金融监管范式，开放金融监管立法试验，充分利用其所独具的鼓励创新功能与试错容错机制，加强监管科技与“先行先试”模式的应用与融合，变被动响应、等待风险驱动的监管模式为主动管理。推动试验性监管规则在监管主体与市场主体双方的对话与交流，使其在经验与规范之间来回往复，进而实现对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以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路径与机制。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