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抗疫”：前奥密克戎时期的新冠疫情防控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挑战,考验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理能力。上海市具有国内外人口流动量大、进出口货运量大等特点,因而其疫情防控面临着跨省输入和境外输入的双重压力。然而,在前奥密克戎时期上海却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相对良好的绩效。同国内其他省市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上海形成了一种疫情防控的“平衡抗疫”方案,即以“平衡抗疫”为理念,以“专业治理、精准防控、精益执行”为三个支柱。通过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正常化以及平衡降低疫情风险与控制防疫成本,维持了相对有效的疫情防控。随着传染性更强且轻症率较高的奥密克戎的流行,这一方案也暴露出显著的局限性。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邮轮疫情防控的法律应对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国际邮轮屡屡被拒绝入港停靠的现象暴露出邮轮疫情防控和救助存在明显的漏洞和国际法空缺。在船旗国缺位的情况下,船舶避难规则可为疫情邮轮进入港口国寻求援助提供法律支持。中国作为目前全球第二大邮轮市场,应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推动邮轮疫情防控相关的国际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我国邮轮疫情防控的法律保障,加强风险评估、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并推动区域国际卫生法制合作,审慎采取《国际卫生条例》下的“额外卫生措施”,为后疫情时代完善邮轮疫情防控的国际立法贡献中国智慧,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邮轮行业的地位和话语权。     

审视抗击非典的转变过程的思考

今年以来，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简称。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即SARS)疫情的发生和蔓延，暴露出我国在处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的机制不健全，防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在很快意识到这一疫情的挑战性之后，政府迅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始由被动应战转为主动应战；由“内外有别”     

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应对霍乱的举措及启示

霍乱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烈性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等特点.1877至1879年间,在日本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大规模霍乱疫情,死亡人数达10余万之多,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日本明治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颁布了《霍乱预防法心得》《霍乱病预防暂行规则》《检疫停船规则》等一系列防疫法规,实施了严格的检疫和隔离措施;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警察和医生为主要参与者的疫情防控体制;借鉴西方国家的抗疫经验和医疗技术,采取可行的诊疗措施,终于在1879年末终止了疫情传播.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针对霍乱疫情的一系列防控举措,对日本近代和现代防疫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这些防疫治理经验,对当下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仍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四重认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应当为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疫情的长期性、复杂性,坚定战疫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从抗击疫情的长期实践中感悟“四个伟大”、坚定“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因此,要加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四重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指导常态化疫情防控,提升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科学性;借鉴重大疫情防控的历史经验,提升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有效性;在中外对比中充分认识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宣传抗击疫情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中持续凝聚中国精神.     

我国古代防控疫情的方法、路径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疫情频发,但也因此积累了许多防控瘟疫的方法与路径:构建防控疫情的专门机制、做好防控疫情的预防工作、采取防控疫情的隔离措施、探索防控疫情的治疗技术、维护防控疫情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正处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肆掠的关键节点,反观我国古人防控疫情的斗争经验与博大智慧,不仅会给我们对疫情的认知与防控疫情提供朴素的经验借鉴,有助于提高我们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化水平,而且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越南古代和现代乡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在调整村庄及小村庄的社会关系方面 ,乡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规则。越南的古代乡约既包括存在于 15世纪与 2 0世纪上半叶之间以文言文或俗语形式记录的规则或协定 ,也包括在村庄世代口口相传的口头规则或习惯。现代乡约在村庄的存在是于Polibureau第十号决议颁行后得到恢复的。就其本质而言 ,古代乡约被认为是调整越南古代村庄的“现存习惯的汇总” ,它们涵盖了古代村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乡约还担负着实现地方自治的角色 ,其正当性缘于全体村民的民主制定。尽管在乡约和法律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 ,乡约对传统村庄中社会关系的调整却证明法律在村庄中的有效存在。所以 ,在法治建设中 ,法律应当缩减对乡村事务的直接管理范围 ,而村庄协定也必须确保自治和村民的共同意志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中国大学生管理模式探析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的大学生管理工作,要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困难问题,借鉴和发扬国内外校园防疫优秀成果,实现大学生管理理念从被动式、低效型、分散化向主动式、高效型、系统化转变。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构建起“一主线、双统筹、三保障”的大学生管理构架。紧紧围绕“三全育人”工作主线,统筹抓好新冠疫情防控和学生日常管理,不断强化体制机制保障、舆论氛围保障和技术物资保障。从思想管理、学习管理、生活管理、组织管理四个维度加强管理模式创新。将疫情防控内容、防控理念、防控举措和防控机制有机融入其中,使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的大学生管理模式实现新的突破。     

村庄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准则

村庄内部的红白喜事越来越成为村庄人公共交往的一种形式。村庄人在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不仅要遵循着“关系”准则 ,根据不同的村落社会网络关系相应采取不同的人际交往行动 ;而且要执行一定“人情”标准 ,从而维持着人际交往的连续性与平衡性 ;同时 ,村庄红白喜事中人际交往又要满足村庄人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的现实需求。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防控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防控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风险防控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宝库.研究和分析习近平新时代风险防控思想,深入把握其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对新时代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与挑战,特别是对当下做好新型肺炎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工作具有重大的思想指引作用和实践指导意义.     

“互构”：民间借贷社会风险的防控机制

民间借贷关系中隐藏着较高的社会风险,传统路径的民间借贷社会风险防控主要依靠“政策-法律”的调控和监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故应研究新的防控路径。“二维空间”视域中的民间借贷社会风险防控新路径是探寻“政策-法律”与市场和民间社会之间的整合、互构,以利于形成高效防控民间借贷社会风险的机制,架构系统性的防控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下辅导员班级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正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下,为了化解大学生的疫情风险,各大高校积极开展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疫情防控工作。高校辅导员的班级管理在高校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辅导员的班级管理工作如果不能消除这些影响,相关教育教学活动则难以正常开展。针对疫情防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经验与优化路径——基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视角

风险社会,人类面临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即是典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人民战争.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党中央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坚持依靠人民、群防群控的科学方法,坚持防控成果由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应从此次疫情防控实践中总结经验,为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风险提供优化路径.     

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抗疫奇迹彰显公有制主体地位优势

重大疫情危机是对一项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有效性的“检验器”和“试金石”.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赢得胜利,创造了抗疫奇迹.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优势得到一次有效的检验.公有制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的政治站位、公有制“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担当、公有制经济体系超高的全局和整体效率、国有公立医院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力军等优势都得到了充分的彰显,集中体现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中国效率与中国力量,对公有制尤其是国有企业各种“无效”“低效”论给予了猛烈回击.     

本期导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骤然降临,在疫情防控期间,无论是武汉市还是国内其他省市,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为应对全国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国家曾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一级响应,随后我国31个省市也相继启动一级响应。经过几个月以来采取的有利防控措施,我国成功阻断了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的蔓延,亦成为国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优秀样板。     

竞速学、现代性的流动与“空间冻结”——对“新冠”疫情事件的思考

"新冠"疫情已经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灾难,引发全球社会各界关注和反思。法国思想家维希留的"速度"理论和德国社会学家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为深入分析和研究"新冠"疫情在全球性爆发与蔓延的成因提供了重要视角。首先",新冠"疫情的扩散是一种科技加速现象,与交通工具及速度中心密不可分;其次,社会加速和现代生活步调的加速与传统行政管理采取的空间冻结之间存在着深层矛盾,这是许多国家对"新冠"疫情响应普遍出现滞后的重要原因;再次,疫情信息传播的加速引发传播效应的深入与扩大,也促成"新冠"疫情影响之大。在此情境下,中国凭借强有力的防控机制及时制止住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对全球防控"新冠"疫情与创新疫情危机管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成功夺取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依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生产作为连续不断的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其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1]26;同时,马克思曾论述过未来发展的市场是“世界市场”,从理论上讲,“世界市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学基础.用政治经济学逻辑和“世界市场”理论审视,可以在学理上更加深入地阐明中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进而更加有效地指导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具体表现在: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统筹生产夯实抗疫斗争的物质基础,通过有效分配兜牢“双胜利”的民生底线,通过畅通交换提高商品要素的流通效率,通过提振消费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野生动物禁食制度的革新——从野生动物三重概念的剖析入手

野生动物禁食问题牵涉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扶贫攻坚、驯养繁殖产业发展等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在明晰野生动物的常识概念、科学概念、法律概念之三重概念和人工繁育动物的三大类型等重大“事理”基础上,以“禁食”“可食”“倡导不食”的三分法、疫情时期和非疫情时期的二分法为分析框架,进行分类施策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基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疫情风险防控需要,必须将野生动物中的“疫源疫病动物”和“重点保护动物”纳入禁食“黑名单”。另一方面,基于利益平衡原则,也有必要将确有证据证明卫生安全的野生动物,特别是可以商业性经营利用、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卫生安全的人工繁育动物,纳入可食“白名单”。至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较小的其他野生动物,特别是无脊椎动物和人工繁育动物,可纳入倡导不食的“灰名单”,并规定禁止毁灭性利用的底线。     

本期导读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迅速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刊迅速作出反应,围绕“疫情防控与治理能力提升”主题组织稿件,本期推出的四篇文章分别从法学、传播学、管理学、伦理学等角度,对重大疫情的信息传播、科学防治、公益慈善领域应急治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